关于近代史的大学论文2000字
关于近代史的大学论文2000字 近代史的2000字论文篇一：《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近代的影 响》 摘要：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取得 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割地赔款， 主权沦丧，列强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 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 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关键词：洋务运动 《马关条约》 民族危机 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将中国带入了灾难的深渊。导致 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在以前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已经全军覆灭，在威海卫战争 中李鸿章创办的北洋舰队也全军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是清政 府为了维护清朝廷的统治的自救运动，学习西方先进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大力 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强国力。其成果也较显著，不过甲午 战争的失败使洋务运动的成果不堪一击。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日本欺负中国的气焰更加嚣张，逼迫中国签订丧权 辱国的《马关条约》。
1、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2、 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二万万两);3、中国开放府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 埠;4、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5、片面最 惠国待遇;6、中国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人员;7、台湾澎湖内中国居民，两 年之内任便变卖产业搬出界外，逾期未迁者，将被视为日本臣民;8、条约批准后 两个月内，两国派员赴台办理移交手续。
迫使中国不得插手朝鲜事务。近年来各国的领土主权引起的冲突不断， 从而我们愈发明白领土主权的重要性，无论是军事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 民族因素。《马关条约》割让的土地占日本本土面积比重很大，可大方面发展经 济。从军事方面，所割让的地方都在中国东部沿海及隔海相望，对中国是一个震 慑。赔偿军费2亿两，在当时相当于3亿多日元，对于中国可是很大的负担，从而中国不得不向外国借款充当赔款，而当时日本每年的预算为八千多万日元，从此 日本大力发展军事，教育，使日本国力迅速提升，对中国更加虎视眈眈。允许日 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增加日本的资本输入，利用中国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掠 取中国自然资源，赚取大量利益。《马关条约》的签订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发展。从政治上，中国的战败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下降，从而刺激了西方 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激化了中国内部 封建地主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
甲午战争彻底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促使了中华民族的真正 觉醒，各阶层纷纷掀起救亡图存斗争。表现有：一是促使了维新运动的兴起。《马 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正在北京会试的康有为联合各省的举人1300 多名联合进行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把改良主义思潮推到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运动 阶段。在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一部分封建贵族的支持下，掀起了变法运动。二是各 地民众进行反抗斗争，表现为对侵略的愤慨和保卫家乡，例如在山东爆发了义和 团运动。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试图从制度上进行变革， 仿照美国样式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来摆脱民族危机，振兴中华。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勾勒了变法在经济上要达到的目标的大致 轮廓，他主张发展经济。尤其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推广西法、发展中国近代工 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想出“以商立国”的口号，”反映了甲午战后资产阶级 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要变封建主义的经济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康有为提出的 改革政治目标在于在中央政府设“议郎”，这种议郎，未有“已仕未仕”的限制，也 不单纯起顾问作用，而有权“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采取集 体讨论，“三占从二”的方法，然后将讨论结果交给各部施行。这种政治思想，类 似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会，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导致西方列强都想要在中国获得自己的一勺羹， 开始加紧侵略，民族矛盾加深，开始了从工人阶级展开的反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 动义和团的主要参加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其运动主要是宣传爱国，反 对侵略，操练武术对抗侵略。但是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建立政权，目的 是帮助清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封建主义走向灭亡的趋势，也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 导致义和团运动失败。
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大肆破坏，和中国签订《辛 丑条约》。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 等条约。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国家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成为革命的直接原因。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 远的历史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 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 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 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此中国社会开始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 转型。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有蓄谋的侵略战争，加上二战中日本对中国民众 的侵害，我们要记住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现在是2014年，在2014年，中日 贸易往来紧密，但是关系逐渐恶化，日本右翼势力逐渐掌握国家政权，军国主义 有复出的可能性。我们自然不能接受一些日本人给我们近似侮辱的举动，但我们 知道发愤图强，一个能够面对自己包容一切的民族、一个能够面向未来不断进取 的民族会有更多理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近代史的2000字论文篇二：《中共诞生前先进的中国人伟大探索失败 的原因和教训》 摘要：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社会体系，中国的民族 危机和社会危机加深，各阶级的人们都面临着选择。许多先进的中国人用各种方 法尝试着让中国走向一条繁荣富强的道路，如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 戌变法，辛亥革命，但都以失败告终，毛泽东讲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 里就中共诞生前先进的中国人伟大探索失败的原因及教训做一小小的探究。
关键词：探索，原因，教训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一路走来，它以封建体 制为主体。自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 了2000多年。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诸如贞观之 治，开元盛世，都在这一时期，但是，也正是从这个时期起，中国也走向了封建 社会的末世。到了鸦片战争前夜，清王朝已经潜伏着许多危机，中国远远落后于 西方国家，加上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使得西方的资本主义列强将手伸向中国， 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1840年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向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从那以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控 制，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社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 机不断加深，人民苦不堪言，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农民阶级， 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对国家的出路进行了探 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
(一)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 天平天国运动，是满清统治后期的一次最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
但是，天津事变后，最终太平天国灭亡了。究其原因，可以分为以下 四个方面。
1、在经济上，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分散的小生产基础上， 虽然可以建立暂时的劳动者政权，但是它最终会向封建专制政权演变的。农民阶 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2、政治上，他们无法克服阶级的局限性，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 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制度上的建设，例如颁布《天 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但是，其《资政新篇》讲究绝对平均主义，违背 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可以说有一定的空想性，在战争的坏境下，也根本不可能实 行。而且它不是农民革命实践的产物，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而《资政新篇》所 推行的主张却与《天朝田亩制度》矛盾，前者主张资本主义，而后者则反对私有 制度。
3、思想上，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发动组织群众的。洪秀全与其表亲 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撷取基督教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 等思想和某些宗教仪式，创立拜上帝教来发动群众。然而它毕竟不是科学的思想 理论，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它不但不能够正确指导农民战争，反而带来危害。在 天津事变后，连洪秀全本人保守和迷信的思想也越来越严重，他信天不信人，处 理军政事务一味靠天，甚至认为“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梦想不用 努力就可以取得胜利。
4、组织上，太平天国很难形成统一坚强的领导核心。1849年，杨秀 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结为异性兄弟，并称为东、南、西、北、 翼五王。然而，定都天京后，其内部的矛盾和弱点也凸显出来太平天国将农民置于新的等级统治之下，其上层领导脱离民众，不思进取，享乐腐化，争权夺利， 诸王与部将及广大的士兵关系日益疏离，且各王之间也渐渐变得互相猜忌，隔阂 四起，导致1856年秋的大悲剧——天津内讧。在天津事变中，韦昌辉杀了杨秀清， 洪秀全又杀了韦昌辉，洪秀全怀疑石达开，使得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败亡，严重 的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有声转衰的分水岭。
让我们总结一下太平天国最终的失败给我们的教训。太平天国靠农民 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后终被封建地主 势力和帝国主义殖民势力所联合扼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 的革命潜力，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能独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 任务，它要在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二)洋务运动 左宗棠、张之洞等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
洋务运动的失败，让我们看到：1、一方面，许多洋务派官员自身没 有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生产关系要适 合生产力。我国是封建社会，新的生产力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酷下发展起来， 洋务派没有认识到两者内在的矛盾。而且，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巩固和发展中国封 建统治，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2、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 繁荣富强起来，他们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洋务派聘请的一些洋匠利 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勒索，谋取暴利，使企业难以发展。清政府内部， 慈禧太后一边支持洋务派，一边扶持仇视一切洋务的顽固派，使两派不停的明争 暗斗，使洋务运动步履维艰。3、洋务派创办的一些企业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是衙 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有官方控制，经营不讲究效益，造出的枪炮， 轮船往往质量低下，而且内部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连慈禧太 后做寿需款时，曾征用洋务运动的银两，为后来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埋下了祸根。
社会改革一定要与生产力相适应，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改变 落后的国家面貌，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外要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 权，对内要处理好内部的关系，要有勇气推翻及制度，不应抱残守缺。要解放思 想，邓小平讲过：“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就是实事求是。” (三)戊戌维新戊戌维新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它最终失败了。它失败的原因及 给我们的教训是：
1、维新派的力量太薄弱。它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
那时。慈禧太后控制了中央大权，改革与守旧力量悬殊太大。光绪帝曾颁布政令， 许多方面都没有实行。因为当改革派危及到守旧派的特权和利益时，立即受到他 们的反对和抵制。如精简机构撤销六部，罢免六堂官也超之过急。
2、维新派本身的软弱性及策略上的错误。维新派虽然希望改革政治 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但是他们不敢从根本上否定君主专制制度，把希 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身上。他们提出的许多政令和措施，没有触及封建制 度的根本，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方案。且他们犯了一个策 略上的错误。而且，维新派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希望日、英、美等国来干涉中 国内政，就出被禁的光绪帝。他们单纯的拥戴光绪帝而树敌西太后，康有为没有 接受王照的建议，调和光绪帝和慈禧之间的矛盾，使改革不能形成政治上的凝聚 力，预示着改革走向失败。
3、戊戌维新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没有伟大的人民力量作为坚强的 后盾。维新派的活动基本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严重脱离了 群众。
(四)辛亥革命 20世纪初，在中外反动派的双重严重压迫下，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 盾激化，资产阶级进行了辛亥革命。当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被北洋军 阀首领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辛亥革命最终失败，最根本的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客 观方面，帝国主义不希望中国变得更加富强，袁世凯的专制独裁，阻挠革命的进 行。主观方面， 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第一，革命 纲领具有模糊性。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 国主义对中国的承认和支持。同时，他们将矛头直指清王朝，而忽略了力量同样 强大的旧官僚，军官，使他们混入革命的阵营。如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竟然推举 黎元洪为都督，这无异于养虎为患。第二，辛亥革命在后期推翻清政府后脱离了群众，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马克思曾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 是反封建的主力军，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的根基就显得相当薄弱。第三， 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革命党内部来说，成分 复杂，派系繁多，矛盾尖锐。同盟会内部缺乏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孙中山指出：
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世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 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资产 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力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 求新的出路。
近代史的2000字论文篇三：《浅谈文化形态学的近代史》 中国文化有两次大转型，一次是殷商之际的汤武革命，完成了由“神” 到“圣”的转变;一次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了由“圣”向“人”的转变。
关于第二次文化转型的研究，晚清近代史备受人们关注。《通往立宪 之路》(以下简称为《通往》)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完成的一部晚清史研究的力作。
该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晚清史研究，而是一部作为文化转型期的晚清史、具有文 化形态学意义上的史学论著。
文化转型期的晚清史 中国有两个，一个是王朝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就两个中国的关系 来说，作者认为，文化中国“以自然形态言之，它为‘江山’;以社会形态言之，它 是‘民间’;以文化形态言之，它叫‘历史’。历代王朝，便从这历史的本体里生长起 来的，它不但是诞生王朝的产床，同时也是埋葬王朝的墓地，王朝史只是它的一 部分”(《通往》，P9)。因此，在作者看来，“文化中国”是源始的、基础性的、活 的文化生命体，而“王朝中国”如唐宋元明清等王朝历史，只是“文化中国”的一次 经历或一种存在方式而已。
根据以上的基本区分，作者对历史的时间概念也有了自觉认识。一般 来说，历史事件被排定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中，这种排序象征着因果关系，即在前 的事件总被理解为在后事件的原因，比如近代史(1840年到1919年)，这里时间的 数字给人们造成一种误解，在先发生的鸦片战争，被理解为在后事件(如五四运 动)的原因之一。这种史学观，实际上是自然科学方法在历史学上的应用，而没有看到“文化有机体”与“物”属于不同类型的对象。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编年史的数字和数学的数字作 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数学的数字(如自然数1、2、3……)是一种限制和分割， 它把整体世界分割成众多的印象，再将数学知识运用于这些印象，从而建立起因 果必然性的世界图像。
但是，编年史的数字与数学的数字不同，它和语言功能一样，反映文 化共同体的内在世界感，先有这样的内在世界感，才会出现分割和限制意义上数 学的数字。因此，编年史的数字绝不可理解为数学的数字，即不具有直线排列的 “先后”顺序，仅仅意指“不可逆”方向。
文化的演进是由“不可逆”的时间逻辑(有机逻辑)决定的，其演进过程 就是文化转型期。在作者看来，“文化中国”演进逻辑是“神化→圣化→公民化”， 这个方向就是历史命运的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史不只是记录清王朝的 灭亡，或“王朝中国”的死去，更重要的是，它突显出由“圣化”到“公民化”的文化 转型方向，为强调文化转型期的历史命运，《通往》也称为“告别晚清的近代史”。
“王朝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它不是“文化中国” 的近代史。关于“文化中国”的近代史断代问题，作者认为：“时间性，并非近代 史的唯一尺度，近代史要以‘近代性’为准”，“‘科学与民主’，才是近代性的根底”， 因此，近代史“大概在明中叶以后”，即“以科学言之，近代史从利玛窦、徐光启 合译《几何原本》始;以民主言之，则萌芽于中国传统书院和民间海权”(《通往》， P25)。
《通往立宪之路》与文化形态学 “文化形态学”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的史学观，它 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文化是有机体。每一种文化，作为有机的生命体，都要经历童 年、青年、壮年和老年等不同阶段，并具有各自的命运必然性。
斯宾格勒指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识到“形式不变性”(即 范畴)，却没有给出“形式同一性”证明，并认为，康德不可能给出“形式同一性” 的证明。在斯宾格勒看来，一方面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和经验判断是无法区分的， 另一方面，康德的感性直观是半直观。这是因为纯粹醒觉意识有两个重要因素：情感和理智活动。理智活动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情感弥散在整个意识中的、 内在化的确定性。
据此，斯宾格勒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形式：一是“先验范畴”，它是 理智活动所认识到的形式;二是“文化形态”，这是情感因素直接体验到的形式。
前者关涉对象是“已成之物”(自然世界)，遵循因果必然性，后者关涉到“生成之 物”(即文化历史)，遵循命运的必然性。
第二，文化有机体具有自己的“心灵”。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心灵”， 这种心灵就是内在确定的“世界感”，比如，儿童在觉醒的自我意识中，在他的文 化共同体中，获得相应的文字感和数字感，从而形成了内在的“世界感”。而“世 界感”可通过象征表达“精神”外貌。因此，研究历史的方法，是通过观相法直接 看到的、内在体验到的活的历史图像，而不是由理智活动即概念所规定的自然图 像。
比如，斯宾格勒从古希腊的裸体雕塑、欧氏几何等方面，直接体验到 “就近的、有限的、实体的”古典文化的“心灵”，其文化的精神是以“阿波罗”为原 始象征。从哥特式建筑和数学分析等，斯宾格勒直接体验到西方文化的“心灵”：
“纯粹而无穷的空间”，或者说，对无限的渴望和对经验的深度体验，而“浮士德” 象 征着西方文化的精神。
《通往》一书也具有以上两个基本特点。
作者开篇就指出：“‘热爱祖国’，从来就是最高指示，就是绝对命令， 宛如天命。‘祖国’与生俱来，仿佛自明，就在你身上，你身边，无须你确认”，“有 了‘我的祖国’，我们就把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分开了”(P4)。
“祖国”是什么作者认为，她就是自古而今的血缘认同，和从家到国的 地缘认同。这种认同，从文化形态学意义上说，就是文化有机体的内在确定性， 即源始的、基础的、生成的“文化中国”。“祖国”不是“王朝中国”，而“王朝中国” 来自“祖国”(文化中国)，是“文化中国”的“圣化”形态。
“文化中国”精神的象征是什么在作者看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 想”是我们的文化之道，“文化中国”之精神。这一精神，首先由王国维发现，经陈寅恪提炼而昭示天下。王国维“在 《殷周制度论》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很显然，他指 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文化转型”(P547)。他站在那个时代，亲见“王朝中国”灭亡， 体察到“圣化”形态的巨变，而为“圣化”文化殉道。陈寅恪感同身受，并为之撰文 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而后，作者在《文化的江山》和《通往》书中，进一步把“文化中国” 这一精神，提炼为“文化个体性”。所谓“文化个体性”指自我的自觉、自律和自由， “自我，以自觉、自律、自由，确立了文化个体性。自觉，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自 律，是自我本质的确定;自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P550)。
重构近代史 在文化形态学意义上，作者以“近代性”(科学与民主)为依据，提出近 代史开始于明中叶，并突出了“民间海权”和“传统书院”在近代史的位置。这一断 代，其意义在于：使近代史走出“王朝中国”，走向世界史。
关于近代史开端，作者认为，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来自士人，从徐 光启到徐继畲;另一条路线来自民间海权，从郑成功到孙中山。
有人认为，近代史应以1552年沙勿略登上上川岛为起点。该书否定了 这一起点，因为沙勿略只是单向度的传教，不能体现“文化中国”的独立性。而利 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表明：利玛窦肯定了中国文明，徐光启也接受了 西方科学，体现了我们文化的独立性和包容性，或者说，折射出“文化中国”精神， 即“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
作者把握了“文化中国”精神象征，文化思想的交流对话的历史作用在 《通往》得到彰显。作者说：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四次对话：“第一次是孔、 老相会，开了诸子百家先河，从此思想之光，便照亮了中国，使中国有了历史的 自觉;第二次是朱、陆‘鹅湖之会’，开了宋明思想新格局。而第三次，就是利玛窦 与徐光启合作，以中西会通之科学为中国近代史开头”，而第四次就是“美国传教 士雅裨理与徐继畲相会”(P28)。
显然，徐继畲的历史意义被作者重新发现了，其历史地位可概括为以 下几方面：首先，对国家主权范围和合法性的自觉认识。作者说：“‘中国’的地缘 属性变得清晰起来，使天下观的‘王土中国’转变为地缘化的‘主权中国’”(P79)。因 而，自觉意识到了国家主权的合法性问题，并确定了“地理为经，历史为纬”的主 权范围。
其次，海洋权概念的萌芽。书中区分了徐继畲和林则徐两种不同类型 的爱国主义，林则徐属于天朝的爱国主义，虽展示出民族“骨气”，但不是先王之 道的“大气”。而徐继畲则是放弃自我中心的天下观，把捉到文化中国的命脉，而 得风气之先，这种爱国属于国权的爱国主义。通过二人的对比，作者说：“国际 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控制海权，中国的安全，也要靠海防。……于是，徐氏希 望中国向米利坚学习，打败英吉利。联美抗英”(P82)。
再次，《瀛环志略》在晚清产生了积极影响。曾国藩在其日记里，没 有提到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却提到了徐继畲，他“读《瀛环志 略》，读了两次，第一次读，读后不以为然，认为徐氏夸大英夷，第二次鸦片战 争以后，他再读《瀛环志略》，就认为自己不足”(P89)。晚清另一重臣郭嵩焘， 对于《瀛环志略》不以为然，出使英国后，改变了原来看法，极力推崇徐氏为先 知：“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 一等乎!”(P129)就晚清的国家利益关系来说，书中总结道：“先知为徐继畲，先行 者为郭嵩焘，始作则曾国藩”。
最后，肯定华盛顿的世界历史地位。书中认为，徐继畲以先王之道为 人类公理，放诸瀛环，走向世界，称华盛顿“创古今未有之局”，“泰西古今人物， 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并从华盛顿身上“看到了‘几于天下为公’的力量，这力 量的源泉，就来自‘国事付之民议’的民主制度，来自与中国‘三代之遗意’相通的 自由思想”(P154)。
《通往》除了发现徐继畲外，还发掘出石达开、赛金花、严复等近代 史的历史意义，从文化形态学角度(书中称为“个体性”)，重新评价了郑成功、曾 国藩、李鸿章、胡雪岩、光绪、慈禧以及蔡锷等人，并对“夷夏之辩”、“以夷制 夷”、“落后就要挨打”等观念，进行了发人深思的澄清或辩驳。
总之，《通往》是一部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学术论著，值得我们认真一 读的好书。书中观点和论证，或可反对和别解，但对于拒绝思考的人来说，最好 的回答是：“对于那些只会搬弄定义而不知道命运为何物的人而言，我的书不是 为他们而写的”(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修订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