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资本世界历史的论文
商业资本世界历史的论文 一、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历史前提的商业资本 商业资本是资本在历史上一种古老、悠久的自由存在形式,远在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诞生之前,它就以独立的经济形式,作为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基础,存 在于古代社会的不同民族之间,并曾经在古罗马共和制的后期达到古代世界前所 未有的高度。不过,历史上的商业和商业资本向来不是主要的经济元素,如同古代 商业民族的地位那样,表现为一种缝隙化的生存,就像犹太人侧身于波兰社会那样。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社会步入文明转型的大变革时期,传统经济结构与封建关系 的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壮大,开辟了商业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在 此后长达三个世纪的历史(一般称重商主义阶段)中,商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起主 导作用的是欧洲商贸活动无可逆转的显着增加以及供出口的殖民地生产增长 ———这种生产又是受欧洲宗主国商业所刺激、控制和剥削的。”①由此,商业资 本迅速成长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商业、商业资本的大发展由多种因素共同 促成,主要的历史和思想事件包括:美洲金银的发现、殖民制度的建立、民族国家 的崛起与重商主义的盛行、商业战争等等。正是它们共同催生了不同于地中海时 代远程转运贸易的世界市场、世界贸易,将商品流通领域打造成当时真正的资产 阶级的经济领域。马克思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着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 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 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重 商主义的盛行。
重商主义(前身是货币主义)流行于16、17世纪的英国、荷兰、法国,其影响 一直延续到18世纪。马克思把货币主义称为“现代世界的最初解释者”③,重商主 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④因为它们切中了时代问题的核心 ———如何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当时新兴的民族国家急需源源不断地得到能 够随时调动的财力的支持,以赢得领土与商业争霸战争、维系王权权威。而那些 依靠海外冒险已经发家的新兴商人阶层坐拥巨额贵金属,他们希冀来自国家权力 的有力保障,为维系自身利益、攫取更多财富保驾护航。彼此所需正是对方所有, 于是,双方便结成了命运共同体,重商主义就是它们各自利益交汇的绝佳体现与意 识形态表达。作为政策的重商主义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即出口垄断、外化管制、 贸易差额,其本质是保护财富与强权的联姻,并由此开展更大规模的贸易与掠夺, 以实现财富———金银的最大化。⑤上述政策实行的效果是极其明显的,持续不 断的殖民扩张与海外贸易不仅促进了西班牙、荷兰、英国的轮番崛起,而且构筑起了以西欧为中心庞大的殖民体系、世界贸易体系。沃勒斯坦之所以把16世纪定 位为世界体系(世界经济)形成的时间段,正是基于以上事实。⑥就本文的论题来说, 具有进步意义的关键点在于,商业资本通过这个过程真正形成了对生产活动的支 配权。从理论上说,商人资本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一是因为 由它带来的庞大的货币财产正是后者成长所必须的条件,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大 规模购买和贸易活动,契合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要求。但是从现实性看,商人 资本的发达并不自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键在于商业是否触动或改变了生产的 性质,使其转向了以赚钱为目的,而不是满足消费需要。马克思说:“只有在商业支 配生产本身和商人成为生产者或者生产者成为单纯商人的地方,资本才能产生。
……最恰当形式的资本的产生,要以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为前提,因而生产的目的 已不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大规模的商业,并且这种生产或多或少是以货币为中 介。”⑦从历史进程看,聚集在重商主义旗帜下的商业资本成功地使生产目的发生 了根本转变,从而打开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商业资本称为 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
除掌握大量的货币资本外,大批可供使用的自由劳动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产生的另一个前提,这两个条件都是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逐步具备的。在这 个过程中商业资本的作用无可替代。对此,马克思站在人道立场揭露、谴责了其 野蛮、血腥、泯灭人性的一面,指出:“占主要统治 二、商业资本在消灭地域性、建立普遍联系方面首当其冲 《共产党宣言》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革命性作 用,说他们出于扩大销路的目的,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 联系。其实,准确地说,最早一批如此忙碌的是资产阶级的先驱和前辈———新兴 的商人阶层,而后才成为这个阶级的生活常态。因为在重商主义和商人阶层的心 目中,金银即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为了获取金银,商人阶层倾力投身海外掠夺、对 外贸易,从美洲金银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殖民扩张,到大西洋三角贸易等,处处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
近代早期西欧国家那些着名的商业家族、商业民族、商业城市都是借助这 种途径发达、繁荣起来的。如果进一步将上述活动置于人类交往史的大尺度考量 可以发现,正是那些探险和贸易活动事实上在遥远、陌生的地区和民族之间建立 起了贸易(交往)关系,在客观上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 义上就是一部交往形态变迁史。“地方性”(或地域性)发展,是古代社会人类生产和 交往活动突出特点,主要表现是生产和交往的范围狭小、地点孤立,分布在不同物理空间的共同体彼此平行地独自演进,缺少相互往来,对于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了 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 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④古代社会早期自不必言,即使到了“14世纪和15 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来说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 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现,与17世纪西 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 完全不同。”⑤就欧洲来说,交往状况也是如此。“在美洲发现之前,各个国家,甚至 是欧洲,彼此还很少来往,整个说来,贸易所占的地位很不显着。只是在找到通往东 印度的新航线之后和在美洲开辟了对欧洲商业民族有利的广阔活动场所之后,英 国才开始越来越把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这就使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日益紧密地 靠拢。”⑥“地理大发现”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原因之一是它拉开了人类交往从地 方性转向世界性变革的序幕,而商人阶层、商业资本则是整个事件的重要推手,同 时也是随后上演的历史话剧的主角。如果说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结束了 各大陆之间的彼此分割、互不往来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西洋三角贸 易、印度洋贸易则形成了最初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
对此,学术界已有详细阐述,①本文不再赘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 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围绕贵金属展开的。当然,人们可以说,在贵金属充当流通手段 的时代,贸易繁荣在客观上自然需要扩大贵金属的供应量。可问题是,早已为人类 认知的贵金属为什么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却成了激动人心的所在,成了先后发生 的诸多重大事件环绕的轴心贵金属获得如此这般的重要地位,会具有怎样的世界 历史意义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从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金银即货币成为 致富欲望的对象是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关于当时欧洲对金银的 热忱和执着,马克思形容到:“在16、17世纪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一 种普遍的求金欲驱使各国人民和王公组织远征重洋的十字军去追求黄金的圣 杯。”②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欧洲在经历了之前约一个世纪的停滞之后迎 来了经济的复兴,贵 在形式上看,求金欲(致富欲望)与一般所谓的贪欲似乎仅仅表现为对象的 不同,前者是一般财富即金银,后者是特殊财富,即特定的使用价值如服装、武器、 首饰、女人、美酒等等。但是从本质上讲,它们的出现分属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 段。贪欲的发生与满足在没有货币,即商品流通的较低阶段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它 总是或多或少指向特定的消费需求。致富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它只 有在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 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③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贮藏货币,它以前两种规定———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为前提,在职能上又是它们的统一,可以在 任何时间、地点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不过,贮藏货币不单单表现为手段和 尺度,而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本身、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这种规定上的货币就是“财 富的一般形式”、“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情形正是如此。
商贸活动从黑死病和战乱所致的衰落中缓慢恢复,城市商业趋于活跃,特别是与阿 拉伯人香料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这标志着整个欧洲的商品经济进入了资本主义 生产开始萌芽的新阶段。④于是,货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贵金 属被宣布为唯一的财富。诚然,作为“万物的结晶”,货币在古代便是上层社会崇拜 的对象,货币第三种职能的发展也曾经出现在罗马人那里。但是,罗马人的庞大货 币来自对外征服,根本不是自身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也不是流通的要素,而仅仅 是贵族阶层奢侈、挥霍的对象。货币给罗马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衰落的加速。地 理大发现前后的欧洲则不是这样。
一方面,求金欲的出现主要源于大规模贸易活动所需贵金属的短缺,来自大 规模海外掠夺和对外贸易的金银不仅化解了短缺问题、促进了贸易发展,而且成 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的要素发挥积极作用。商 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货币,“就是把交换价值或抽象财富、而不是把财富的任何物 质要素当作决定生产的目标和推动生产的动机。”⑤于是,获得的金银便重新投入 到世界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生产活动,因为在货币主义、重商主义看来,财富或 货币的唯一真正源泉是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间同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 部门。这样,商品流通领域便率先成为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其次,金银在开拓世 界市场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美洲金银的发现不仅有效缓解了欧洲各国的货币 短缺,而且迅速进入世界贸易,对近代早期世界市场的开辟具有首创之功。亚当斯 密对此已经有所分析,按照他的看法,美洲白银的大量出产和流通导致了欧洲市场、 东印度市场的扩大、美洲本地新市场的开辟,进而对这些区域的农业、制造业的 发展以及贸易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①马克思的观点与斯密相近,在他看来,来 自美洲的白银发挥了媒介物的作用,藉此得以建立起美洲、亚洲、欧洲三大洲之 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他说:“美洲的银作为美洲同欧洲、亚洲发生联系的手段起了 重大作用,它作为商品从美洲流往欧洲,然后又作为交换手段从欧洲输往亚洲,特 别是印度,并且在那里大部分以贮藏货币的形式沉淀下来。”②在这个过程中,它的 角色和作用有所不同:起初作为商品从美洲被贩卖至欧洲,而后欧洲人又将其作为 交换手段,购买来自亚洲、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包括奢侈品,最后,白银在亚洲则被作 为财富贮藏起来。
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至于此,他超越斯密之处在于进一步讨论了货币发挥上述历史作用的深层原因。有三点值得关注:(1)货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世界铸 币的作用。执行铸币职能的货币通常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当货币在国家交往中 充当的交换手段时,实际上也在执行铸币的职能。此时,金属含量是为其估价的唯 一标准,铸币的民族形式如花纹、形状等无足轻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国际交 换手段的货币(金银)就是世界铸币、世界货币,它不再是货币的特殊形式,只是货 币作为货币的一种应用,所以,它并不像各国的铸币那样进行循环运动,而是作为 可以满足致富欲的使用价值,单方面地建立起买者一方与卖者一方之间的联系。
“由于这种性质,金银在开辟世界市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美洲的银从西方 流到东方,从近代开始起,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保持金融联系,另一方面美洲和 亚洲之间、欧洲和亚洲之间发生金属联系……在这里,形式同货币充当商品,充当 在一切地方通行的商品即普通商品的职能直接相重合。”③(2)“货币本身是世界主 义的。”这一特性使它可以不分地区、种族、宗教、国家地通行于世界各个角落, 直接 古人对货币世界性特性早有认识,古希腊戏剧家阿泰那奥斯就发出惊 叹:“他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是个富翁。”同样地,金银的上述特性引起在16世 纪西欧国家和创建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极大兴趣。货币主义径直把财富等同于金银, 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各个共同体的权力的尺度。”④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蒙 塔纳里称货币“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他说:“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遍及全球,几乎可 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 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⑤(3)货 币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对出产国来说,金银成为供不应求 的商品,使这些区域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交往和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对输入国来说, 金银则是促进贸易、生产趋于活跃、繁荣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说:“到各地区追逐 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卷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 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入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 面来看,作为财富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 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它在物质上和空间上创 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⑥ 三、商业资本迈出瓦解共同体的自然性、人的依赖性的第一步 前现代社会“地方性发展”的格局主要源于共同体的自然依赖性、自然规定 性,由此形成“对自然的崇拜”,而“对自然的崇拜”反过来又导致古代共同体发展的 “地方性”。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与人与人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性在古代社会的具体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共同体的经济活动始终以生产满足自身需要 的使用价值为目的。到处建立联系的商业资本不仅率先打破了“地方性发展”格局, 而且对消除古代社会“对自然的崇拜”、推动建立现代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马克思说;“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 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①首先,商人资本的 发展动摇了古代共同体自然规定性的根基。就像婴儿无法脱离母亲的怀抱一样, 前现代社会与大自然保持着一种脐带般的联系。一方面,劳动者与土地保持着一 种天然的统一关系。土地是劳动最主要的客观条件,劳动者则把土地看作“自身的 无机存在”。②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人与共同体保持着天然统一的关系,个人离开共 同体独立生存就像没有共同生活和彼此交谈而产生语言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上述状况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土地成为共同体最重要的财产,它与农业一道 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手工业只是补充性的生产形式;经济活动的目的均是生产使 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货币)。当然,劳动者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 取他人的剩余产品,不过,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获得财富,而是为了维系生 产者个人、家庭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手工业、商业较之以往 相对活跃,“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 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③使用价值 的目的导向巩固了古代共同体的自然性,决定着生产的有限性、封闭性,进而造成 生产的地方性。在这种生产下,生产的东西并不多于人的直接的需要,更主要的是, 流通对于需要的满足并不是性命攸关、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产品的生产、需要 的满足主要在共同体的范围内进行,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或者使用价值与活劳 动(服务、劳役等)的交换来实现。虽然存在商品交换,但是“交换只涉及剩余生产 和剩余产品,决不涉及全部生产和产品”,④交换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换取使用价值。
既然生产并不特别仰仗商品流通、市场交换,自然也就没有扩大流通范围、市场 空间的冲动和热情,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便集中于农业、手工业这些可以提供使用 价值的领域,无形中对交换、流 马克思说:“商业对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 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 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⑤大体说来,商业资本发 挥反作用的路径主要是:经由商品贸易改变共同体的需求结构、产品性质,进而影 响其经济活动的目的,使之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越来越具有商品生产的性 质。事实上,自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商人阶层产生以来,商业活动、商人资本的 上述作用就始终存在着。职业商人或商业民族如犹太人作为中介人,在不同的生产者、共同体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对于从事生产的民族或共同体来说,这种交换 活动是被动的,因为“推动它从事设定交换价值的活动的动力来自外面,不是来自 它的生产的内部结构。”⑥即便如此,经常化的贸易往来带来的需求的变化不断地 影响或改变着生产本身,使之呈现新的面貌和特点。“最初,对生产的影响较多来自 物质方面。需求的范围不断扩大;满足新的需求已成为目的,因而生产就更有规则 性并且扩大。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被流通和交换改变了。”①其次,商业资本 的发展瓦解人的依赖关系,代之以商品货币关系。与旧经济关系的解体同步发生 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瓦解。
在欧洲中世纪,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是他们 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 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②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 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 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③随着传统生产在商业 资本的冲击下愈来愈具有交换价值的性质,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内涵悄然发生变化。
由于生产和消费渐渐纳入了商品、货币关系中,产品不再用于直接消费,而是作为 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农民、农奴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变成了交换价值的提供者,地 主则成了资本家的前身,忙于把自己的谷物、畜牲等去交换来自他乡的使用价值, 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挥霍掉,“在他心目中,货币财富把他的收入的交换价值的意义 提高了。在他的那些已成为半资本家(但仍处在非常隐蔽的形式下)的佃租者那里 也存在同样的情况。”④这样,货币便成了地主与农民、封建主和臣仆之间关系的 新媒介,人的依赖关系被置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货币变成他们之间的唯一的物 的联系,直截了当的货币本身。同地主相对立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提供农产品和农 业劳动的农民,而是货币所有者;因为直接的使用价值通过出卖而转让出去,借助 于社会过程取得了无差别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地主已经不再把农民当作特殊的 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笨拙的个人,而是当作这样的个人,他的产品,独立化的交 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同任何其他人的产品没有区别。”⑤瓦解人的依赖关系 的另一个推动力量来自封建政权。
如前所述,货币(金银)是近代欧洲社会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在这种背景下, 封建君主对财富的理解不再是传统的实物形态的财富,而是锁定为货币形式的财 富即“一般财富”。后者的优点是彻底摆脱了实物财富的地方性、自然性,能够在 需要的时候“直接转化为任何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⑥所以,对他们来说,货币就 是可以随时可供调动和使用的一般权力、巩固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强大物质力量。
为此,封建君主对外通过支持、参与海外探险和对外贸易获取货币,对内则动用自身权力强制改变税赋形式,将原来的实物租和封建贡赋一律改为货币税。税赋形 式的改变表面上增强了君主权力,但是其结果实质上适得其反。一方面,用货币贡 赋取代封建贡赋,等于用官方的形式宣布地主与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替 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货币欲的不断膨胀进一步使得社会关 系从原来富有人情色彩的多样化的社会结合转向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加速了人 身依附和古代共同体的瓦解。马克思说:“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 的没落。”⑦如前所述,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其第三种职能得到发展之后的 事情,而第三种职能的前提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发展。不难发现,这里蕴含着 商品经济演变的一种内在逻辑。大体来说,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作为货币的基本 职能表征着商品经济的初始发展,第三种职能则意味着商业和商品经济的较高发 展阶段,自然,此时的商品货币关 四、商业资本的历史限度与产业资本的最终胜利 综上可见,商业资本作为古代社会的重要瓦解因素、现代社会的积极建设 力量,在改变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方面发挥了首创性的积极作 用,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扫清了自然和历史形成的诸多障碍。马克思说:“在16 世纪,部分地说直到17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 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③不过,以此为根据 过分夸大商业资本的作用只会陷入认识误区。事实上,商业的崛起和强大影响背 后的深层力量是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以越来越 大规模进行生产的强烈要求,催生了新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所以,问题的关键 “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④就本文的论题而 论,商业资本的革命性作用不容忽视,但是不能认为商业资本开创了世界历史。就 生成史的角度分析,世界历史始于商业资本的崛起,成于工业资本的胜利,原因如 下。首先,商业资本的地位和特点决定了它并不是完成生产方式变革的决定性力 量。虽然商业资本所到之处无不瓦解着那些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生产组织,使其 服务于交换的需要或者从属于商业活动。但是,旧的生产方式是否会因此发生根 本变革如果变革又将走向何处这既不取决于商业资本,也无法从商业资本本身得 到说明。决定这个过程的力量是生产方式,而不是商业资本。马克思说:商业和商 业资本“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 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 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 质。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相 反,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⑤因为从理论上讲,生产决定交换,而不是相反。商业资本活跃在流通领域,承担交换的职能,扮演中介的角色,当然不 可能决定生产方式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一步来说,则主要在于商业资本在古代 生产和现代生产中的地位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