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朱德论文:

近代史人物朱德论文

近代史人物朱德论文近代史人物朱德论文篇一《朱德与大跃进》 [摘要]大跃进历时三年(1958～1960)，是中央领导层的集体决策，朱德一度赞同与推动。然而十分重视实际的朱德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较早地觉察到“大跃进”的错误并提出纠正措施，是党中央最早认识大跃进错误的领导人之一。

[关键词]朱德大跃进纠正错误 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1]当时的6个中央政治局，邓小平惟独没有谈到朱德。

朱德对“大跃进”持怎样的态度呢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一些探索分析。

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主要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从而为 “大跃进”作了思想先导，因此它成为“大跃进”的序幕。在会上，朱德发言说：1958 年除了争取工业和基本建设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外，还要争取农业有更快的发展速度。这是目前带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在“大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不到1个月，2月21 日，朱德在合并后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干部大会上讲话：合并后的第一机械工业部，要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2]。5月在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片面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忽视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会后，“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

早在毛泽东正式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前，3月，在化学工业部召开的1958年生产厂长会议上，朱德提出多快好省、勤俭建国是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鼓励化学工业建设“要做到多快好省”。4月2日，在全国煤矿四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煤炭工业要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4月16日，朱德在和上海的部分科学家见面时说：现在各方面都在大跃进，科学也要大跃进。这说明朱德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和推动，不仅历次中央会议他都参加了，而且对中央每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意见也是赞同的。他认为，总路线可以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跃进”可以更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他曾多次谈过总路线和“大跃进” 的重要意义。为了推动全国大跃进，他在7月18日视察六一七厂时，提出：全国大跃进，各种机器都需要。在9月8日接见新疆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时，指出：在全国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你们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把新疆建设得更加繁荣[2]。

随着“大跃进”危害的日益显现，十分重视实际的朱德，在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逐渐发现不少问题。尤其对各地出现的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做法产生了怀疑。

1958年4月2日，他针对煤炭工业存在一些浮夸现象说：“要有实干精神，劲要鼓。但不要吹嘘，办不到的就不要讲。”[2]9月下旬，他在视察太原钢铁厂时说：工业生产不能光强调数量，还要注意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质量不好，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岂不是浪费[3]1958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出的乱子。从这时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在1958 年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1959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朱德根据这三次会议的精神，注意努力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错误，提出了比较好的建议和措施。

第一，倡导实事求是，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 1958年11月14日，朱德视察天津时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能办到的就办，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快或慢要从具体情况出发。他在12 月中旬对河南这个大跃进的典型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就实现共产主义呢条件尚不具备时太急了，也是不行的;大炼钢铁有缺点，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公社化的速度可以慢一些，不要忙。有的人总想走的越快越好，但事物的发展都有个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针对当时刮得很厉害的那股“共产风”， 1959年1月30日，朱德在视察广东省良口人民公社时说：“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急。”朱德对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感到很气愤，有一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吗!”庐山会议上，朱德对周小舟说：“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他强调：“我们的经济管理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制。不论是国家对国家，还是国家对人民或人民对国家都应如此。”[3]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总结“大跃进”的失误时，朱德再次强调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观点，并指出发展生产力要遵循客观规律。他说：“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么搞，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搞”;“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会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4] 第二，严厉批评绝对平均主义，主张实行“按劳分配”，要求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在分配问题上，社会主义要坚持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和“按劳分配” 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但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立即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吃饭不要钱”和“家务社会化”。早在1957年12月，朱德就针对有人提出要废除家庭和已经出现“吃大锅饭”的苗头撰文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取消家庭，而是要使家庭更幸福更美满。养亲教子的古训，不仅现在适用，就是将来也是适用的。”他批评那种“生产听锣鼓，吃饭找社长”的错误思想，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是 “吃大锅饭”[4]。朱德是党内最早觉察到平均主义危害的领导人之一，在平均主义刚一萌芽时，他就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958年后，朱德更是坚决反对吃大锅饭，多次上书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意见。1959年2月17日，他在广东视察时说：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群众的生活如果也这样，长期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六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4月 15日，朱德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吃饭不要钱是个问题。钱没有用了吗目前还是需要用钱交换。否则，经济生活就要瘫痪。”6月1日，他在东北发表谈话：“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

6月10日，朱德在旅大市指出：还是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虑衣食住行问题。秋后要把粮食分给社员，愿意吃食堂的自愿参加，实行饭票制，自己拿钱;
不愿吃食堂的可以回家吃，完全自由。6月20日，朱德、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辽、吉两省时看到的情况，以很多篇幅谈到大多数群众不愿意常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建议：“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重新集中粮食。”7月9日(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向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指出：“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当不好的。”7月16日，朱德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了解河南省的“大跃进”情况后说，吃食堂“还是要实行自愿原则，吃好吃坏自己负责，不要实行包的办法”。“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的吃。”“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3]7月25日，朱德和甘肃省委、新疆区委书记谈话：农村的公共食堂，要坚持自愿加入的原则，生活的好坏由个人自己负责。恐怕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愿意在家里吃饭，这才适合目前我国生活水平较低的条件[2]。

第三，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从50年代开始，我国由于照搬照抄苏联模式，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发展商品生产就在发展资本主义。1958年大跃进后，自由市场被取缔，几个月的时间刮起“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但是朱德根据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按经济规律办事。早在1955年，朱德在内蒙古视察时就指出：“要把经济搞活。”把经济搞活就是要发展商品生产和扩大商品流通。1958年12月10日武昌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德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指出：“要注意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对人民公社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很重要。”人民公社成立后，农村普遍没收自留地，包括房前屋后的竹木果树，一切家畜家禽统统归公。针对这种情况，朱德对陶铸说：“去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也受到很大损失。现在应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可以允许公社社员搞些副业。”“经济活动要实行商品等价交换，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到达共产主义。” 朱德还对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我看应当让他们富，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3] 怎样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呢除了恢复农村副业外，朱德主张多发展对外贸易。在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朱德说：“如果去年不发那阵疯，不知要多拿出多少东西来出口。但是，现在还有人思想不通，责备外贸部外销太多，而外贸部也居然承认错误。”“我看广东还是要多搞外汇，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国际市场。”他提议可以从国外买回原料，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他说：“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对有些人还说不服，就是买回原料制成成品出口。比如进口橡胶、棉花，出口胶鞋、棉布等。这样的事不让搞是不合理的。”对价格政策，他主张应该根据实际需求情况有升有降。他说：“限制价格的办法值得研究。有些东西价钱给少了，生产也就少了。一提价生产就能发展。涨一点价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多了再降价。”“凡是出口需要的和国内需要的东西，还是要提价。”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又对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说：“我认为，对外贸易还是要做的大一点。出口额下降是去年吃大锅饭的结果，这是许多省都承认了的。

但是，四川、河南还不承认，还要吃大锅饭。”[3]即使在庐山会议上，朱德受到错误的批判，但他仍于1960年4月2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2]。

第四，努力纠正急于改变所有制形式的错误做法，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保留一点小私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 1958年“三面红旗”兴起后，全国大刮“共产风”，消灭私有制，废除家庭，想趁穷将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全国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朱德对许多地方急于改变农业、商业、手工业的所有制问题十分担心。

1959年5月，他对国务院副李富春说：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就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则，农民总要向外跑，不安定。又说：过去的商业网点被打破了，结果东西没有了，吃了亏。这实质上还是一个所有制问题，即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三者的关系混淆了。6月16日，朱德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十年、二十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农民富裕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他在谈到手工业问题时说：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国营工业的要转回来，以减轻国家的负担。要实现国营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6月20日，朱德当着黑龙江省委负责人的面尖锐地批判“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产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3]这年夏天，朱德还亲自召集全国人大会办公厅负责干部谈话，严肃批评了“共产风”，指示他们根据宪法和党的有关决议，研究保护公民合法的生活资料所有权问题，并提出具体意见供中央参考。

1959年7月至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最初目的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朱德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指出：去年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点。7月11日，朱德对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是对公有制的补充。保留一点私有制，把街头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才会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否则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3]在这里，朱德实际上提出了在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现实条件下，应该允许保留一些个体私营经济，充分调动他们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以加快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这一思想观点是实事求是的，它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平等竞争的精神是相符合的。

近代史人物朱德论文篇二《朱德经济思想初探》摘要：朱德认为，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他重视扩大对外贸易、发展山区经济和实行多种经营;主张发展手工业生产和办好手工业合作社以及允许个体手工业存在和发展;反对平均主义“大锅饭”和坚持勤俭持家。朱德的这些重要经济思想，对当前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朱德;经济思想;现实意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朱德同志不仅以卓越的军事思想和杰出的军事领导才能闻名于世，而且也具有丰富的经济思想。深入探讨朱德的经济思想，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朱德同志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朱德对此有深刻理解。1947年底，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革命胜利后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已提到日程，朱德已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认为发展经济要有长期打算。他指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阶段。目前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就是给将来社会主义建设打基础，一切建设都要有长期打算。”朱德认为，无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目的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他说：“经济建设是基础。我们打仗为了什么呢为的是生产建设。土改又为了什么呢也是为生产建设，就是说要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以便把各种力量动员组织起来搞好生产。土改搞好了，使人人有生产资料，人人能生产。战争是暂时的，生产是永久的。”为更好地发展生产，朱德主张“要把工人动员和组织起来，学习技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像土改后大搞生产运动那样掀起生产热潮。”朱德还提出发展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商业和银行等方面的许多具体措施。

1949年7月，党的工作重心即将从农村转入城市，从军事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朱德更加认识到抓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性。他指出：“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为着支援当前尚未结束的解放战争，需要发展生产，为建设新中国，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更需要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工业。发展生产，发展工业，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工人阶级的要求，也是我们党的要求。”“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在哪里呢最根本的困难，就是在于我们的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我们的国家原来被帝国主义剥削得很穷，我们是在遗产很少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家业的。”然而，我们也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就国内来说，我们最主要的有利条件，在于我们有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大团结。……六亿人民的团结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全国六亿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以比较快的速度来建成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根本的有利条件。” 1957年春，朱德对我国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刻分析，提出了解决办法和措施，这实际是对我国当时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索。

朱德指出：“最突出的问题，是兵工生产如何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矿产资源的问题。……国家对这些资源统得太死，地方和群众都没有活动的余地。”第三个问题是中央对地方的机械工业不宜统得太死，不要把稍微像样的机械厂都收归中央管理。”朱德指出的上述问题，实际上是涉及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三个重要方面：即军用产品生产和民用产品生产的关系问题、充分有效利用自然资源问题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问题。这些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一直存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解决。

朱德关于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的观点至今并未过时，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邓小平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他特别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把革命、改革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有机地统一起来，为我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胡锦涛同志也明确指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二、扩大对外贸易，发展山区经济和实行多种经营 1957年春，朱德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析了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有利条件，充分肯定了发展对外贸易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发展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国，手工业产品的价廉物美闻名于全世界，加之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无论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或是为了加强国际交往，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必须大大地加强和发展。”朱德还分析了当时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所面临的困难。

他认为，当时对外贸易最根本的问题是货源不足。其原因有三：一是生产虽有增长，但国内市场的需要也在增长，因而发生矛盾。二是组织货源的工作没有做好，在价格、税收等政策上有毛病，经营环节多，对发展山区经济不够重视，运输不畅等等。“解决的办法，只有从发展生产、适当节约消费、寻找代用品等方面着手，以便尽量挤出东西来出口。”朱德还提出改革外贸体制的政策建议及其对发展山区经济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要减少经营管理环节，允许产地基层单位直接同外贸系统挂钩。”“这样，山区的物资就可以源源运出来，并且还可以不断增加。这不但使对外贸易的货源有了着落，解决了国内某些工业生产原料的缺乏，同时更重要的是搞活了山区经济，改善了山区人民的生活。”朱德的上述思想对当时党和国家制定正确的外贸政策、指导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活跃和发展山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

采取怎样的方针政策才能很好地发展山区经济呢朱德认为，应“按照因地制宜、实行多种经营的方针，发展山区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为此，必须改善山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加强山区商业贸易工作，要特别注意发挥基层供销社的作用。从这些论述中可明显看出，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朱德就非常重视发展我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促进城乡、国内外的物资交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

朱德关于扩大对外贸易、实行多种经营和发展山区经济的思想，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山区经济面貌也发生深刻变化，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山区经济文化发展仍然相对落后。

同时，山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因此，大力发展山区经济，广开生产门路，实行多种经营，努力改善生态环境，防止环境污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高山区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积极发展手工业生产。努力办好手工业合作社，允许个体手工业存在和发展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现代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状况虽然有所改变，但手工业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怎样积极发展手工业生产，正确引导手工业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时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

首先，朱德阐明了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发展手工业生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朱德指出：“手工业生产的知识也要很好地学习。不要以为全国胜利已经到来，就完全是大工业生产了，手工业就完全垮台了，因此就不去学习发展手工业生产的知识，等待着大工业来临。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事实上，革命战争结束以后，新的工业的发展与原有工业的恢复，都不是立刻可以实现的。为了供应广大人民的日用必需工业品，在一定时期以内，帮助农村副业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朱德还说明了发展手工业生产的重要性。他认为，由于我国现代工业落后，“在没有工业生产品可以输出的时候，就还需要依靠手工业，用精致的手工业品从外国换回机器，这样才不至于吃亏。因此对于手工业和农村副业，如纺织、缫丝、刺绣、草帽辫、地毯、花边、食品等等，都应该很好地加以研究，掌握生产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实践证明，朱德的这些观点是很有价值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德不仅认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十分重要，而且认为它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样重要。

其次，朱德论述了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途径。朱德指出：“实现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手工业者一方面是劳动者，同时又是私有者，如果不对他们进行改造，就有可能向资本主义发展。”那么，如何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呢朱德认为，“个体手工业经济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逐步改造为集体所有制。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改造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帮助他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组织形式。”1957年12月，朱德进一步强调了稳定手工业合作社和适当发展个体手工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必须注意使手工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保持长期稳定，除极个别的外，不应当把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企业，否则会影响手工业合作社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在发展手工业合作社的同时，应当允许个体手工业户的存在和发展，“只要他们不从事违法的经营，他们的个体生产是允许的。”可见，朱德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充分肯定发展个体手工业的必要性，这种认识在当时也是比较超前和具有战略眼光的。

再次，朱德提出了努力办好手工业合作社的重大措施。一是“在组织方法上，主要是由他们自筹股金，自备工具，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工合作，按劳分配。”也就是说，要根据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组织手工业合作社，不能急于求成和盲目求纯，更不能搞“穷过渡”。二是国家要大力扶植手工业，帮助手工业劳动者克服困难，使他们积极走合作化道路和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三是要把合作社办好，还要“提倡物美价廉、老少无欺，反对粗制滥造、偷工减料。合作社可以实行计件工资，按劳分配。要提倡节约，反对浪费。要建立合作社的家务。公共积累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大家都要爱护它，保护它。四是为办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还“必须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原则，还必须根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协调国家、集体和社员三方面的关系，正确处理国营企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之间、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之间的矛盾。必须使全体社员认识到，社员的收入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提高。

否则，就会危害社员的长远利益，影响国家建设。在勤俭办社的原则下，应当重视积累，以便扩大生产规模。要积极发展对于国计民生有利和有广大的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五是注意保持和发扬手工业原来的特点和优势，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根据需要和可能，对一部分手工业可逐步实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以发展生产。

朱德关于积极发展手工业生产、努力办好手工业合作社以及允许个体手工业存在和发展的思想，不仅在当时起到积极作用，即使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今天，它的基本精神仍然没有过时。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和不平衡的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完全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十分明显，尤其在农业和服务业当中手工劳动的比重还很大。因此，必须重视手工业生产及其各种类型合作社的发展，这不仅对发展经济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广开城乡就业门路，引导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更具有重要意义。

四、坚持勤俭持家方针，反对平均主义“大锅饭” 1956底，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采取怎样的方针进行建设，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朱德认为，不仅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且要坚持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因为当时我国是一个经济技术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的国家。要想在这样的基础上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必须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发挥一切积极因素，切实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朱德还对“勤俭持家”的基本涵义作了明确界定：“勤俭持家包括‘勤’和‘俭’两个方面。‘勤’就是要多方面增产，……‘俭’就是要多方面节约。……在贯彻执行勤俭持家方针的时候，主要应当从勤劳生产、厉行节约和有计划地安排家务开支等三个方面来努力。” 1958年，我国农村刮起了一股以“穷过渡”和平均主义“大锅饭”为主要特征的“共产风”，朱德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是什么‘吃大锅饭’。”如果“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出口，换回来更多的钢铁、机器。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 从朱德的这些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不仅坚决反对平均主义“大锅饭”，而且已隐含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个体所有制为补充的重要思想。

朱德关于勤俭持家搞建设、反对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思想在当今仍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配制度的改革正是以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为突破口，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在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前提下先富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和工作的效率，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同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不仅需要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需要坚持勤俭建国和勤俭持家的方针，实现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