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奏鸣曲音乐管理论文|管理论文

秋天奏鸣曲音乐管理论文

秋天奏鸣曲音乐管理论文 尽管英格玛・伯格曼执导的很多影片都获得了评论界热烈的赞扬和广泛的 讨论,但是仍然没有影评人对《秋天奏鸣曲》(1977)进行详尽的阐释。我们试 图通过论述英格玛・伯格曼《秋天奏鸣曲》中不同的美学建构类型――特别是音 乐的结构――来纠正这种不平衡的现状。在通常情况下,探讨不同性质的电影音 乐,目的是为了检验不同类型的艺术表现模式所具有的张力。通过(音乐)这个 中介,进而探讨另一个媒体(电影)的诸多细微之处有时不免失之偏颇。然而, 恰恰是“秋天奏鸣曲”这个标题提供了在音乐和电影形式之间进行比较的可能性, ――音乐在这部影片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伯格曼在描述自己的作品时 往往采用音乐方面的术语。1)首先,我将考查两种不同样式的电影音乐(常用 的术语是“巴洛克”、“早期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然后,我将更进一步,叙 述美学建构方式的局限因素、危险系数以及实际存在的可能性。

影片的标题“秋天奏鸣曲”开启了一种公然反抗电影形式的期待视野。秋天 是收获的季节,――在不知不觉地进入冬季之前收获果实――同时,这个季节的 色彩之丰富又让人目不暇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伯格曼却始终如一地使用着他 那块褪色的“调色板”,极少表现鲜花,却在令人沮丧的黑暗之处不惜笔墨。这里 不是特殊的季节,既不是春天,也不是冬天,大概也不是新的开始和终结――影 片抵制任何一种绝对(不论是肯定或是否定)。2)片名中的“奏鸣曲”一词最直 接的关涉,是影片在谢启名单中播放的亨德尔F大调奏鸣曲(作品1号)的第一乐 章。在亨德尔/巴洛克时代,“奏鸣曲”是一种适合于独奏乐器(在这里指长笛) 和低音伴奏乐器(在这里指大提琴和大键琴)演奏的、轻松随意的作曲类型,通 常由7个不相连的、音乐对比强烈的乐章组成。由于伯格曼的影片给人的感觉就 像一段完整的器乐演奏曲,因而,片名中的“奏鸣曲”一词也可能指涉奏鸣曲的一 个乐章。这种通常相当“明晰”的音乐形式――在古典音乐时代已经上升到了突出 的地位――由三个原则性的章节和谐地组成:“呈示部”(引介两个主题)、“展 开部”(由已经出现但尚未展开和详述的音乐元素组成)和“再现部”(是呈示部 有变化的重复,有时,为了给听众完整的感觉,接下去会有一个“尾部”或结尾)。

从表面上看,伯格曼紧凑的结构)也就是斯特林堡的“室内戏剧”就象征性地遵循 着这些音乐结构上的原则。

《秋天奏鸣曲》的“呈示部”引入两位主角――伊娃(利芙・乌曼饰演)和 夏洛特(英格丽・褒曼饰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第一场戏中,伊娃坐在写 字台前,就像十八或十九世纪油画中的贵妇人。而建筑线又为这幅泰然自若的妇女肖像添加了画框:背景中的窗“框”、前景中大房间的门“框”又围合了她狭小的 写作空间。她的丈夫维克多(哈尼尔・比约克饰演)向我们介绍她(第一次用画 外音,走入镜头,然后直接面对摄影机)。在维克多进入镜头之前,他说话的位 置似乎就是摄影机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说,他的视角也就是观众的视角。因此, 他也将和我们一样对“她的想法”一无所知。

画外音使我们自觉地意识到观众的身份,第一个油画般的镜头则在观众和 演员之间产生了审美距离。在画外音中,伯格曼使用了戏剧上常用的手法――即 角色甲滔滔不绝的独白,角色乙则默不作声,被人遗忘在背景中。而伊娃给夏洛 特写信的那场戏中,电影运用了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舞台剧中常用的手法――“发 现场景”(指情节分散,通过侧面描写在更为宽阔的戏剧空间内塑造人物、发展 剧情的戏剧手法)。同样的,夏洛特出场的镜头也具有油画般的质感。伊娃的视 线通过一块窗玻璃,注视着夏洛特来到她的住所:她从奔驰轿车里走了出来,由 于旅途后疼痛一直困扰着她,她下意识地弯着腰。在影片中,夏洛特起着不同的 作用,而她那“戏剧性”的姿势,那是一种自然的“表演”--英格丽・褒曼对角色的 演绎--正精确地将伯格曼的剧本从文字具体化为电影。

也许,《秋天奏鸣曲》的展开部开始于伊娃和夏洛特弹奏肖邦第二前奏曲。

但呈示部的结束并没有明显的标志,没有一个“主音”来将伯格曼的电影分离开来, 而在音乐奏鸣曲中我们通常能够听到这样的“主音”。同样的,在《呐喊与低语》 (1971)中,由于播放谢启名单是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因而在最后瞬间――如 果在聆听一段典型的古典音乐,那么我们会期待着那个音符的出现――心理紧张 感并没有被“削弱”。在古典音乐作品的最后时刻,它一定会涵纳和融合所有的乐 段,并把它们巧妙地拧成一股绳子,有力地引向最后一个音符(例如:莫扎特第 四十交响曲中第一乐章奏鸣曲)。

我认为伯格曼影片的呈示部――重复出现的静止镜头、绘画风格、对称平 衡的场面调度(特别是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具有一种“巴洛克”(如早期的巴赫或 亨德尔)或者“早期古典主义”般的气质。在关于希区柯克的一篇文章中――为了 回应一种观点:导演“总是让影片头绪纷繁”――戈达尔这样写道:“正是由于导 演留下了这些‘线索’,它们才不仅仅是‘线索’,而成为一座辉煌的建筑物的梁柱, 值得我们认真推究。”(戈达尔,38页)这段话同样适用于伯格曼的《秋天奏鸣 曲》。

伯格曼的作品一再地将一种音乐形式(如巴洛克赋格曲,或是像古典交响 乐和奏鸣曲)作为他艺术表现的方法,从而吸引观众的注意。这些形式至少在表面上看是“显在的”,它们是艺术家的一种工具,对于观众来说她们也容易领会, 从中获得一种愉悦。因而,看完这部盘根错节、巧妙布置的影片,你会有一种喜 悦的快感和满足感。通常意义上,在巴洛克音乐和古典音乐中,旋律线非常清晰。

在伯格曼的影片中,场景经常由油画般的、平稳安定、令人难忘的“画面”构成(尽 管那些画面通常是没有对话的闪回镜头,却“意味深长”)。影片中的人物既复杂 又清晰;
通过许多发生在往昔岁月中的隐秘的细节,人物性格被清晰地刻画出来。

4)(具有悖论意味的是,这些特征都没能破坏故事带给我们的奇异的“似曾相识” 的感觉。) 影片的摄影技巧看上去很简单,几乎没有快速运动和摇动镜头(试图将自 己的主观愿望和不可告之的目的强加于人)。“巴洛克”/“古典主义”风格明晰而又 严谨:“容易理解”和“似曾相识”的人物,静止的、通常是“客观化”的镜头,柔和 的色彩,油画般的影像,中长镜头的反复出现以及冷静的剪辑,也是影片前半部 分的主要特征。但《秋天奏鸣曲》的某些方面:比如伊娃和夏洛特最后的对抗和 “不和谐”的结局――交织着希望和绝望,酷似浪漫表现主义,又表达了一种难以 抑制的痛苦,就像肖邦的音乐。

伯格曼剪辑出缓慢的节奏,在一开始使影片平和、静谧;
但很快这种平衡 就被快节奏的情感波动所打破,特别在母女对质的一场戏中达到高潮。夏洛特和 伊娃之间矛盾重重,她们又爱又恨,相互吸引又互相排斥。两人之间存在着一条 临时的边界,但这条脆弱的边界在两个火药桶面前显得一堪一击。久别重逢就像 一场隔靴搔痒的玩笑,为“和睦相处”所做的努力却演变为最后的争吵;
与此同时, 现在的生活又被压垮,她们沉浸在对往昔的痛苦回忆之中。肖邦的第二前奏曲暗 示了这一转变:起伏波动的强弱变化和戏剧性的变调相结合,踏着肖邦第二前奏 曲的节奏,是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在这段音乐中,旋律、调性和小节(音乐 的“呼吸”)之间的边界模糊了。虽然肖邦遵循亨德尔、巴赫和莫扎特的传统,他 的音乐却不会给人造作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如在伯格曼的影片中――肖邦 的音乐具有一种狂想曲般的不可预见性,那是隐藏在音乐表层之下的痛苦试图打 乱音乐的秩序。

在伊娃和夏洛特的最后一场戏具有特殊意义。镜头似乎已“不能”容纳她们 的面孔,往往一个侧面的脸部特写就占据了整个画面。这似乎在暗示我们:很多 东西是不能在有限的镜头表达的。只有一次,我们能完整地看到一张正面的脸。

影片的高潮段落开始于两张扭曲的脸带给我们的震撼,伊娃清晰地说出了最可怕 的事:“妈妈之所以痛苦是为了让女儿也痛苦。这就像脐带还没被割断……妈妈,我的忧愁难道是你隐秘的愉悦?”此时,电影就像很多浪漫主义音乐那样变成了 一种进攻的武器。摄影机越来越推近,毫不回避地审视人物,将她们的丑陋和困 惑的一面暴露在人们面前,这种残酷简直让人难以承受。5)正如在《呐喊与低 语》中,甚至当摄影机推近主角时,它也很少“参与到情节的发展”中去,让他们 赤裸裸地面对观众,从而产生一种“零度客观”的效果。(伯格曼《影像》86页) 两种表达方式之间的冲突――(泛指的)巴洛克/早期古典主义(如亨德 尔)的严谨和浪漫主义(如肖邦)的放纵感情――在影片的开始部分就可以感受 得到。那是亨德尔乐曲中平稳和谐的旋律结合着抽象画般狂暴的笔触。音乐是“耳 熟能详”的旋律,画面却是怪异的色彩。很显然,这种冲突超越了镜头的限制, 是强暴和“陌生”的。

《秋天奏鸣曲》开场时的音乐“波澜不惊”。伯格曼从亨德尔的乐章中摘取 了一段最单纯最优美的巴洛克音乐(这要比之后在影片中出现的、炫技的单人独 奏在情绪的把握上更为严谨,条理清晰)。然而,巴洛克音乐的平衡感被一种充 满幻想的声音所掩盖了,漂浮的笛音与坚实的低音伴奏交相辉映。笛子的音调呈 下降趋势,最终,“逐渐变弱”的笛音――痛苦而又无可奈何地――“落入”了主音 段落。这从容的、充满幻想的乐段,从第七小节一直到主音段落,拖长了结束的 音符。这段音乐表现了伊娃默默忍受着内心的煎熬--她只有借助于酒精,才能找 到自信,向她的母亲倾诉她真实的伤痛。

忧郁的笛子――这种单调的“振鸣”是巴洛克风格的――或许已经预示了 伊娃未来的命运。这个人虽然活着却像死了一般(在影片末尾,她的形象逐渐“融 化”在墓地的背景之中)。她遵从教区的生活方式:欢乐被压抑、心灵被奴役、 希望被架空。亨德尔的第一乐章有两个“尾声”。典型的巴洛克音乐会将原本短促 的结尾演化为一长段音乐。这这里,“双重尾声”似乎也预示了电影的双重结局。

在影片结尾,伊娃端坐在写字台前,这是一个巧妙的“再现”,但不同之处在于, 这次接下去的是阅读她写给夏洛特的信。第二个“结尾”是开放性的,并没有按照 亨德尔奏鸣曲或古典主义奏鸣曲的形式。亨德尔长笛奏鸣曲表面上明净气质--和 谐和均衡--都在暗示伊娃出场时静物画般镜头:她坐在书桌边、沉默着。但是, 伯格曼自相矛盾的结局令人不安。一方面,伊娃希望写这封信给她的母亲“还不 太迟”,另一方面又不确定她是否会费心阅读它(影片的最后一个词是“太迟”)。

而肖邦第一前奏曲在影片的中段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那凄美的音符暗示着这样 的结局。

在影片中,亨德尔和肖邦的音乐似乎代表了两种相矛盾的表达方式,它们也意味着伊娃个性中冲突的两面。她笨拙的身体、打得紧紧的发辫、戴着的眼镜 和简朴严肃的穿着(一个细节是她领口上的扣子从不松开),这些都意味着她在 克制和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她的教区生活有条不紊(包括认真地写信、小心地折 叠餐巾纸、平静地照顾海伦娜),虽然“平静”之中隐藏着向往。但当埃里克出场 的时候,伊娃也是充满热情、无拘无束、痛苦的、天真的和让人困惑的。她隐约 地感觉到人们应该和平共处,每个人都具有思考和感觉的无限潜能。于是,她摘 下眼镜,撕去伪装,喝酒壮胆,让压抑已久的愤怒像火山一般喷发出来,向着夏 洛特诉说她的悲伤。最初,对于夏洛特身上的缺点她只是顺从,像孩子一屈从于 母亲的权威。但是,当她清楚地认识到夏洛特根本无法给予她关爱的时候,她终 于将极度的痛苦释放出来。

从夏洛特对伊娃演奏肖邦第二前奏曲的反应中,我们可以一窥夏洛特的母 爱。(的确,因为我们和伊娃,都夏洛特有能力爱她的女儿,但是自私的她不愿 意付出感情,这又深深地刺伤了我们的心。细想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夏洛特抱着 海伦娜的头,然后将她放进摇篮――用伊娃的话说,这就是那位文雅的、关心人 的母亲所做的“堂皇的表演”。第二前奏曲在肖邦的《作品集》中显得与众不同, 因为――不是典型的肖邦风格――这里几乎没有抒情的曲调、高涨的热情,也没 有“优美”的乐章。由于伊娃没有完全处理好低音和和音,正如夏洛特指出的,这 种声音“简直难以入耳”,使她心神不宁。当伊娃在弹琴时,伯格曼在伊娃和夏洛 特之间轮流运用特写镜头,一边是伊娃在夏洛特监督之下弹奏乐曲,另一边则是 夏洛特在聆听。刚开始,夏洛特表情严厉,用力抿着嘴唇。然而当音乐转为大调, 快活的音符响起,她不再苛刻,对伊娃的眼伸温暖起来,像变了一个人。变调意 味着希望还没有完全破灭,而夏洛特的反应――她对变调的公开态度――强化了 影片的哀婉基调。乐曲越是伤感,夏洛特的眼神也越沮丧;
而当伊娃弹奏起一段 优美的旋律、一个逐渐变弱的小节时(这也是第一乐章的特点),夏洛特破颜一 笑。她的表情与音乐的变化非常合拍--短暂的微笑之后,伊娃和夏洛特又开始互 相对立。

从演奏的一开始,钢琴的高音区声部就拼命要压住左手并不和谐的和音。

正是因为这样的处理,音乐才成为她内心的真实写照:悦耳的降音和她对未来的 向往、贯穿始终的琶音与她脆弱的自信心、音调的变化与她在希望和绝望之间的 彷徨心态,还有自由的演奏风格和她的犹豫不决的性格特征都一一对应。而亨德 尔的第一乐章(活泼的旋律和沉重的低音伴奏)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当一 曲奏罢,她马上用手捂住战栗的嘴唇。这个动作暗示她已经感受到了一种非常有 力的东西(足以让夏洛特感动得落泪),也让她惊讶地看到自身的脆弱--在具有魔力的音乐面前,她忽然觉得自己异常渺小。

弹琴为伊娃受抑制的希望提供了一个音乐表达空间。尽管她发挥得不够专 业,也不够稳定,但很显然,它打动了我们。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她那颗伤痕累 累的心,而她在音乐中表达的内心感受又都是伊娃对她的母亲又难以启齿。伊娃 艺术化的表达方式(不论是在演奏中还是在措辞谨慎的信件中)和她个人化的表 达方式密不可分,正是这一点使她区别于她的母亲。而且,伊娃试图将自己的构 想“应用于每一天”。夏洛特也想往着幸福的生活,但两者的区别在于:伊娃想要 去构建一个幸福的生活,而夏洛特从没考虑过;
夏洛特要理性地控制一切,伊娃 却宁愿沉浸在无垠的幻觉之中:“当你弹奏贝多芬《Hammerklavier奏鸣曲》时”, 伊娃力劝夏洛特,“心灵必须不受任何的约束,任由它起伏、汹涌,到达你从未 到达和探究过的新领域。”对此,夏洛特毫无反应。在弹奏贝多芬奏鸣曲的过程 中――的确,这部影片本身就是一部“奏鸣曲”――伊娃试图打破传统美学(正如 她与夏洛特争吵时的措辞:不肯定、“粗鲁”、甚至是冷酷的,她甚至还把矛头指 向彼得・考依这样的乐评人)和固定不变的音乐规律的束缚。音乐是庄严的,而 在这熟悉的旋律中,伊娃似乎又回到了逝去的童年时代。对音乐的不同理解可以 看出她们性格中的差异――对伊蘩此担她正视一切现实,并且相信奇迹发生的可 能性;
而夏洛特的演奏则表明她是一个“有缺陷”的人BR 《秋天奏鸣曲》探索了不同类型的表达方式(正如我用概括性的巴洛克、 早期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术语大致描述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特别是在对 夏洛特这个人物的塑造上--《秋天奏鸣曲》探索了完全用艺术手法来表现人物内 心心理活动的可能性,因为所谓“真实”的情感交流和“自然”的表达已经不复存在。

伊娃坐在一张钢琴凳上,身体僵硬,意志有些消沉,弹一段就得瞥一眼乐 谱。夏洛特则完全脱离谱子,演奏也更为镇定。是一位控制钢琴的高手。她一边 示范一边向伊娃讲解肖邦第二前奏曲的“真谛”--她在讲解肖邦作品中的情绪变化 时,显露出敏锐的艺术感觉。然而,这种微妙和敏锐地操控情感的能力却在她真 实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样的,在最后一场戏中,夏洛特乘上了远去的火 车。在车上,她把自己描述为一位宽宏大量的钢琴家,得意洋洋之余,她开始暴 露出她最本质的自私,竟然问为什么海伦纳“不能……正当地死去”。海伦纳遭受 着病魔折磨,这一严峻的现实显然不符合夏洛特对生活的艺术标准。如伊娃所说, 她“将生活简单化了”,只“愿意”“一切以(她)为核心。”夏洛特有“充分”的能力 把握音乐中复杂而又微妙的情绪变化,而在个人情感的交流方面存在着缺陷。这 一矛盾在影片中被推到了显著的位置上,因而夏洛特谈到肖邦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是她与伊娃关系写照。利文斯顿写道:夏洛特用艺术方式“代替”了她与他人的直 接接触,使“感情对她而言不再重要和实在”。(245-246页)夏洛特认为:
肖邦的音乐感情充沛,但不冲动,充沛和冲动是两码事。感情和情操之间 也有着很大的差别。

夏洛特的立场表明:伊娃在演奏时情感流露过多而不合她的胃口(虽然她 也曾感动得流泪)。夏洛特不愿意任何形式的对峙:她称赞利奥纳多宁静的受难, 避开激动的女儿向她表露心迹。终于,她对伊娃的愤怒做出了反应,她接受指控, 恳求补救的方法,但随后,她又突然离开了这个教区。

你刚刚弹的前奏曲夹杂着愤怒,你要控制你的情绪,这不是发牢骚的地方。

比如在开始的地方,你的演绎让人心碎,但这只是你的随意发挥。随后是一个稍 纵即逝的短音,几乎不曾有所停留,痛苦的感受也是这样的,既不要拔高,也不 要贬低。

奏鸣曲的尾声也是“展开部”的尾声――展开也就是主题的一再重复,但虽 说是重复,却也有细微的差异――音乐会越来越肯定和完满。前奏曲的形式比较 自由,肖邦简短的第二前奏曲严格的说并没有“展开部”,肃穆的气氛之后是短暂 的停歇,然后直接由忧郁的小调转向大调,但大调应有的气势在这里却消失了, 显得沉滞、呆板。肖邦前奏曲起首和结尾的一致性已经暗示了夏洛特将穿着和“出 场”时相同的衣服(既是在音乐意义上,也是在画面意义上)不辞而别。影片结 尾时,伊娃坐在写字台前给母亲写信,同样是在重复影片开场时所做的动作。而 斯文・奈斯特的摄影--黑白画面(可以和《芬妮与亚历山大》中华美的场面调度 做一个比较)也强化了这种可怕的停滞感。

肖邦骄傲、好挖苦人、激情四溢而又忧郁,非常有男性魅力。换句话说, 他不是一位多愁善感的老年妇女。第二前奏曲必须不甚入耳,因为导演不允许出 现迷人的音乐,它只能让听众感到压抑和难受。你将和乐曲搏斗,最后以心痛如 焚而告终。

当夏洛特在描述肖邦的时候她也在描述自己。虽然肖邦的音乐充满激情, 有时在一些漂亮的段落中甚至是暴烈的,但是,这位男士私下里又表现出安静、 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的一面。这些都暗示着肖邦人格分裂(在公众角色和私人 角色之间的)在夏洛特那里获得了回应。肖邦的手上常常带着一副苍白的手套, 这是有教养的表现,但也暗示着他的孤独,他对与人交往的本能拒绝。类似的,夏洛特害怕身体或精神的“传染病”,常常拒绝伊娃的身体接触, 甚至是谈话间的套近乎――他只允许求伊娃在保持最大距离前提下,轻轻地碰她 一下(在影片最后两人的对手戏中)。起先,夏洛特竭力讨好伊娃,但她的文雅 显得多么肤浅和表面。比如:她抹了一把脸,就不再为利奥纳多之死而悲伤。她 似乎揭开了事实的真相:关于他的去世只是一种传闻,只是她编造的谎言。在母 女的最后一幕对手戏中,当她虚伪的一面(不论是公开地还是未公开地)被揭穿, 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憔悴、羞愧、晦暗。她的手中习惯性地夹着一根 香烟,演戏般地摆着姿势(握紧拳头、摇头、手掌捂着自己的前额),就像是对 饰演夏洛特的好莱坞影星英格丽・褒曼在她之前影片中的表演可怜而又荒唐的拙 劣模仿。

夏洛特强调演奏前奏曲会获得一种快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娃无论 是在演奏时亦或是在与母亲的交往过程中都不能感到愉悦。在夏洛特示范肖邦前 奏曲之前,她会说:“你听。”这句话等于是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或“这里该怎么 弹。”――相对于后者这句话显得温文尔雅。夏洛特的演奏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可以与她的人际交往联系起来。此时,影片中出现了一个双人特写镜头:伊娃 正视着摄影机,同时,夏洛特则是侧面。(就我们所看到的,夏洛特并没有转过 脸去,而是面部的一半被阴影所覆盖。侧面的阴影与薄而雪白的窗帘恰成对照, 这似乎表明她不具备正面言说的能力。)伊娃用一种惊骇而又受伤的眼神凝视着 她的母亲,突然,她变得像一个幼小的孩童。她们痛苦地僵持着。伊娃让人喘不 过气来的胁迫充满了矛盾,她说:“作为您的孩子,我是多么钦佩您。然而,很 多年前,我就厌倦钢琴。这是完全不同的感情,如今我觉得,我又再一次钦佩起 您来了。”夏洛特刚开始怒不可遏,既而又现出不屑的神情。同时,她飞快地亲 吻着伊娃的面颊,轻声地说:“还有希望。”伊娃也低声地回应她:“我想,是的。” 在夏洛特说出“希望”这个词的一瞬间,镜头开始往后拉。此时,房间里出 现了三个人(伊娃、夏洛特和维克多),这一现象使镜头客观化了--甚至夏洛特 引人注目的红色外套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使人物的影像更加物化,她们的脸也 随之模糊了一阵子。后拉镜头所造成的距离感彻底破坏了夏洛特原本就很脆弱的 承诺:“还有希望”,这预示着影片的结局将处于一种矛盾的焦灼状态之中。这种 焦灼的氛围正是这间房子营造出来的,屋子里光打得有亮,但也很柔和。在这里, 镜头后拉是为了画面像古典主义绘画般让赏心悦目。同时,镜头--也就是电影本 身--后拉也正是夏洛特激动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的表征(而在影片末尾出现了一 个很靠近演员的特写镜头,这似乎要证明伊娃是一个非常率直的人)。我们(和伊娃一样)作为夏洛特的观众,不论是在音乐还是画面上都为她深深折服。

影片有意识地用虚构的镜框将她固定在弹奏这一动作上。运用静止镜头表 现夏洛特在弹琴时的情感共鸣,尽管在整体上会表现出一种高雅的气质,但也会 使观众焦虑不安。演奏――乐曲本身是一种虚构(美学建构)――由虚构(夏洛 特用了如此长的时间将自己伪装起来,以至于实际上,从她身上找不出一点真诚 的地方--在这里,她是一个文雅的钢琴家)来完成的。同时,这种不真实(角色 自身)又是作为整个电影虚构中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毫无疑问,通过形成夏洛特 的观众群,让他们和伊娃站在同一立场,倾慕于她的演奏,导演就能建立夏洛特 的权威。

电影的美学建构形式许多都有局限性和虚构性,无法完全“真实”地再现事 实真相。我认为《秋天奏鸣曲》意识到了,任何一种用“可靠”而又无法证实的方 式来沟通主客观的企图都是危险的(无论是音乐、文字还是“绘画”般的摄影以及 电影形式本身)。这种“不真实”的美学建构原则突出的例子就是:面无表情的夏 洛特引用一本陈词滥调的当代侦探小说里的一句话:“既然她将处女的贞洁给了 他,那就在她的童贞中保持沉默,接纳她,不要被狂热冲昏了头脑。” 更深入的艺术创造是和夏洛特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地塑造夏洛特这个角色 需要精心策划她说谎的方式和情感危机时的状态。她对孩子造成的伤害被转嫁到 了音乐之中(“这是揭示情感变化的唯一途径”),然后将每一个音符反映到她幼 小的残疾孩子(海伦纳)身上。夏洛特编造了她生活的经历,将自己打造成毫无 价值的言情小说中的女英雄。她告诉伊娃,那位侦探小说家差一点为她去死,意 思是说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是多么伟大。但是伊娃走开了,她张大了嘴巴打了个 哈欠,夏洛特没料到她会说出这样一话:他是一个“白痴”。夏洛特的生活充斥着 表演和故作姿态,她对女儿转变态度仅仅是表面的(就像染色的头发或是女演员 穿着一条男式长裤)。综观整部影片,夏洛特在不停地变换自己的角色。有时, 她像一位富有魅力的电影明星(漂亮的头发和皮大衣、高跟鞋和金制的耳环);

有时则是一个轻浮的美人(她将小说家迷得“神魂颠倒”的故事以及她和经纪人之 间的暧昧的交谈);
更多的时候,她是一个失去了列奥纳多而只能顾影自怜的老 女人、一位高贵的宾客(事实上,房子的主人伊娃反而像仆人一样精心准备着她 的早餐,又像一名顺从的女学生,在临睡前背诵着课文)。

夏洛特的美有一层肤浅的伪装(造作的、迷人的红裙子--那夸张的色彩令 人吃惊,似乎要从镜头中飞溅而出),但很快,这些伪装就被她粗俗的行为揭穿 了:她要求在剧院后台特别安排一间盥洗室,以便她不必“在花瓶中撒尿”。她为自己巨额的秘密财产忧虑重重。她决定买下伊娃和维克多的车,但很快,这个计 划发生了变化,她把她的老奔驰给了伊娃夫妇,自己则购进一部新款轿车。夏洛 特穿着一件魅力十足的红裙子走下楼梯(看哪,那位漂亮的女士),和伊娃和维克 多一起共进晚餐,这一情景是滑稽而不自然的,但也暗示她不顾一切地要重温逝 去的青春岁月;
随后,她告诉他们,在自己音乐的黄金时期,她就是穿着这样一 条红色长裙举办华丽而又高贵的音乐会。如果没有表演,也没有观众,那么夏洛 特的生活就毫无意义;
演奏生涯的低谷让她陷入绝望之中。演奏能把她变成另一 个人,温和而又宽容,没有对亲人时的蛮横态度。对观众来说,她魅力十足,能 够吸引他们耐心地聆听到音乐会结束。一旦所有的伪装都被无情地撕下,夏洛特 就必须正视摄影机,正视内心的空虚。她的疏离感、人格分裂和绝望集中体现在 这样一个发现中:她认为一直以来所有的人都戴着假面,(包括她母亲),甚至 是她自己。

夏洛特的承诺往往“只是一种涂料”,并不符合伊娃“眼中的形象”。她讲话 时的口头表达是最“巧妙”的。因此,伊娃从不相信她的鬼话,因为再漂亮的言辞 也可能非常空洞--当维克多用一种容易使人误解的、欠考虑地口吻说他“想”她的 时候,夏洛特马上警觉起来。她努力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镜像,将自己与女儿 的关系艺术地、令人愉悦地反映在肖邦的前奏曲中。(伊娃的第一个镜头就暗示 她成了悦目的“美术”作品的一部分。)由于夏洛特掌控了发言权,通过语言她可 以阐释肖邦音乐的内蕴,所以,她也试图将伊娃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将她“制 造”成一个美丽的洋娃娃。她达到目的了。影片提供给我们一长串的数据,上面 让人心痛而又清楚地表明夏洛特如何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对伊娃进行着控制。

在一个闪回镜头中,小女孩伊娃小心翼翼地走动,整理乐谱,给母亲端送 咖啡。她推开厚重的黑色房门,走进母亲练琴室,她瘦弱的、苍白的身影“消失” 在布景之中:当肖邦前奏曲一曲奏罢,(影片中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镜头)室内 注满了光,但这“褪色”的光线苍白而不饱满。孩童时代的伊娃和成年后的伊娃经 常被“融化”在布光中,或者她的面部在画面上非常模糊和朦胧,这象征着她的个 性受到母亲抑制的程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伊娃常常站在镜子前,检查自己“被 排斥”的身体,瘦小的躯体仿佛和粉红色、米色的空气混合在了一起。类似的, 当夏洛特第一次出场(在闪回镜头中),在镜子前打扮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成 年后的伊娃犹豫着,几乎要躲进角落里,而镜头仍然有模糊不清。在闪回镜头中, 童年伊娃的动作常常可以与成年后的她对应起来:在母亲外出表演以后,年幼的 伊娃蜷缩着瘦小的身体,蹲在自己房间的角落里,膝盖顶着她的脸,脑袋低垂, 在痛苦中思索;
而在成年之后,在伊娃扶着孩子气的母亲躺到床上去的那场戏中,我们看到她从楼梯上下来,自负地坐着,而她的姿势与童年时是多么相象。我们 仿佛还能听到母亲离去时,年幼的伊娃跑向那扇门时急速的脚步声,而在她长大 之后,我们同样听到了伊娃兴奋地跑下楼梯,去迎接七年没有见过面的母亲时, 鞋跟熟悉的嗒嗒声。成年后的伊娃这样说,“过去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没妈的孩 子,“现在我就要死了。这样的伤害刻骨铭心,使我无法再欢乐起来。如果这只 过去了五分钟,那么我怎么能够忍受两个星期?”她还说:“我甚至对电影和冰激 凌都不感兴趣了,因为我的心正在死去。”这是一个小孩子对痛苦的夸大其词, 唯一的目的是用这种方式与夏洛特做作的姿态相抗衡。

夏洛特一成不变的声音对应着伊娃受压抑的程度。在另一场将历史和现实 融合在一起的戏中,成年伊娃告诉夏洛特:“我已经说不出任何一个词,因为你 控制了它们。”沉默的夏洛特打断了她的话,她抱怨说:“你这是夸大其辞。”在 影片的后半部分,从伊娃写给夏洛特的“小书”(信件)和她说出的话中可以看出, 伊娃要求自由表达的权利。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伊娃就在内心深处反对夏洛特的“教育模式”,甚至不 惜采取拔头发、刺手指这样极端的方式来伤害自己的身体。当然,最致命的打击 是伊娃对母亲的彻底失望。长大后的伊娃不再将她母亲的教导置于至高无上的地 位,同时,她将生活分为“个人的真实”和“个人的谎言”。但这种朴素的二分法只 能暂时地缓解她的忧愁。当影片接近尾声时,伊娃似乎已经精神崩溃了,并且企 图自杀。她的人像融进了背景中的坟墓,像一块灰暗的石头。在她写给夏洛特的 最后一封信中,伊娃为情绪失控向母亲道歉,并设想了缩小她们之间的距离的各 种可能性。一开始是维克多在大声地读这封信,然后,逐渐转变为伊娃的声音、 伊娃正对着镜头的特写镜头。伊娃直率的言行和她准确的用词直指人心,但最终, 她还是屈服了,盼望着(和影片开场时一样)母亲的归来。这封首尾呼应的信件 似乎暗示着女主人公正被一根环状的绳索所捆缚,像一首希望与停滞并存肖邦的 前奏曲。

《秋天奏鸣曲》探索了人性的弱点和打破常规的艺术手法。伯格曼的特写 镜头常常推得很近,几乎要“穿越他们的脸”。伯格曼似乎意识到“依靠女演员的 脸部表情来揭示隐藏的真实也许也是一种谎言,因为这是艺术。”伯格曼从不去 探讨真实,因为“这不存在!在每张脸的后面(最明显的是夏洛特的例子),存 在着另一张脸,之后还有另一张脸……在千分之一秒的瞬间,一位演员就能给人 完全不同的印象,但由于它们之间的连续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你看到的只是一具 真实的躯体。”(伯格曼,转引自塞缪斯,121页)6)对于整部影片,真实只是一种隐喻,因为“由连续画面组成的胶片序列在肉眼看来只是一组会动的影像” (塞缪斯,121页)。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如奏鸣曲--的“真实性”都是有选择的、 主观和虚幻的,因此也必然包含情感的成分。

然而,伯格曼的电影也探索了摆脱各种成规戒律,无拘无束、自由表现的 可能性。影片一开始,到处弥漫着现代人的焦虑情绪,就像艾略特《四个四重奏》 中那些含混的诗句:“言词努力/断裂并且常常破碎……因为不精确而腐败了,不 会得其所在,/不会静止不动。”7)在影片开场的几句台词中,维克多绝望地向 伊娃表达着爱意:“我告诉她,她爱的是她自己,还有她选择的道路。真心地爱, 全心全意地去爱……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8)具有悖论意味的是,他“不能说” 的恰恰是他正在言说的。而当言辞变得空洞,他们才心生共鸣:在阔别7年之后, 夏洛特和伊娃开起了肤浅的玩笑,无聊却又意味深长。相反,海伦娜虽然口齿不 清,她的话却具有巨大的震撼力,不可忽略。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海伦娜在夏 洛特离开时的反应:膝盖上扭曲的双手、战栗的身体、剧烈摇动的脑袋、凄厉的 尖叫、头发流水般遮住了她的面颊,就像一个伤心的婴儿。她的尖叫多么可怕, 正如林娜・尼曼指出的,这个人物什么事都做不了,即使是伪装自己;
因而,海 伦娜是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因为只有她表达了“真实”的情感。尽管胶片和观众之 间存在距离,但艾利克的摄影:黑白画面和幻灯片风格的彩色画面仍十分感人。

这一方面是因为艾利克的摄影是纯粹模是电影中的电影;
另一方面,伯格曼本人 也非常注意摄影媒介。他的摄影自然、真实,甚至给人一种摄影机并不“在潮的 假象。与那些“美术化”的、细节模糊的布景相比,这些清晰的画面就不免让人吃 惊。而演员的脸部在任何一个特写镜头中都显得小而脆弱BR 在少年海伦纳聆听利奥纳多演奏的那场戏中,她的身上被打上了很亮的光, 这种“美术”上的表现主义手法创造出难以形容的美。音乐庄重、感人,就像是一 幅稳重、沉着、冷静而又让人见之动容的油画。虽然其他的四个人被阴影所笼罩, 但是音乐之光照亮了大提琴家。这种布光(或者说伯格曼不常用的“戏剧性”的机 位运动)并不是无目的的炫耀技巧,而是与他的角色的心理变化紧密相关(戈达 尔认为伯格曼大多数作品都运用了这种手法,85页)。

影片中出现的巴赫降E大调第四组曲,是巴赫晚年的冥想作品,风格界于 拘谨的、巴洛克风格的亨德尔第一乐章和浪漫表现主义的肖邦前奏曲之间。这部 情绪起伏很大、伤感的独奏曲,音符缓慢地上升,下降,最终以一个逐渐减弱的 低音煞尾。音乐与海伦娜的影像是对应的,将脆弱的痛苦变为“在窗玻璃上飞舞 的蝴蝶”。然而,即使是巴赫忧伤的音乐,仍然坚固而有力。对于巴赫,伯格曼说:“他赋予我们深邃、慰藉和静谧,那是古人在宗教仪式中获得的财富。巴赫 的音乐是对理想世界清醒的沉思,没有教堂也永远能够演奏。”(伯格曼,转引 自利文斯顿,249页)。在此基础上,伯格曼又发现了“宗教恐惧的根源”(《伯 格曼论伯格曼》,195页)。

当语言无力,音乐就成为繁复而又“直接”的信息传达方式(在角色之间或 者是在角色和电影观众之间)。伯格曼电影配乐,正如利文斯顿所指出的:“能‘触’ 到影片所有的地方:触摸到希望、承诺和孤独。这种接触或短暂或持久,或肤浅, 或真实。”(248页)9)伯格曼“不相信语言”,他认为音乐更为“可靠”,它是“最 完美的符号。”(转引自塞缪斯,101-112页)。不像其他的导演将音乐看作是次 要的形式,仅仅为了支撑和充实电影叙事,伯格曼的电影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叙事 (虽然是无言的),在他其余的作品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形式。通过音乐、布光和 简单的动作,伯格曼精心构思了海伦娜聆听列奥纳多演奏时的情景。伯格曼总是 确保我们能得到所有必须的信息,又能欣赏到他精湛的电影技巧。他的作品总能 呈现出一种艺术的美感,自觉地将注意力集中到电影的艺术结构上来,特别是“油 画般”的闪回镜头。但他也给我们一种非常“自然”、不经雕琢的观感。10)我们 可以说“(他)的作品很朴实,也可以说有一种魔力。”(伯格曼《英格玛・伯格 曼:电影生涯四十年》,14页)。

在影片的高潮段落,伊娃和夏洛特(当时面对观众而不是面对面的)都迅 速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从她们的动作分析,她们显然并没有模仿对方,这一细 节是精心设计的。“在这短暂的一瞬间,她们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伯格曼《影像》, 328页)。伊娃说:“我们之间的脐带还没有割断”,这句让人不安和讶异的话深 刻地表达出她们之间痛苦的关系。和夏洛特用艺术逃避现实不同,伯格曼的电影 艺术总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无论他们是多么不安――从而将某种抽象的“真 实”具体化了。

或许,要解释为什么伯格曼的电影总能打动我们是不可能的,从某种意义 上而言,这是一部难以言说的、诗化的电影。戈达尔捕捉到一种忽隐忽现的魔力, 那是“无法言说的秘密”。11)影像的美感稍纵即逝,戈达尔在论述伯格曼其它的 作品时说它们“就像一开一合的海星,揭示了世界的秘密,又将它隐匿起来。它 是唯一的储藏室和迷人的反射。真实是它们的真实,它们将真实深深地埋进心灵 深处。每一个镜头都在撕碎银幕,然后消散在风中。”(第75页)。在《秋天奏 鸣曲》中,历史和现实被永远捆绑在了一起。12)这忧伤的时刻(和那普通的季 节),它的重量,用戈达尔的话说就是“一瞬间产生无限的幻想”,就像“将二十四分之一秒变形和扩展为一个半小时”(第77页)。这部影片仅仅在最基本的情 节处理上(夏洛特的归来和离去)是线形的,因为所有的要素(历史与现实,音 乐和影像)都交织在一起,无法分离。

在《秋天奏鸣曲》中,导演对艺术形式进行了探索和创新,拓展了电影表 达的空间,使整部影片焕发出不可言喻的光彩。电影的形式(迂回而又简单的情 节模式和具有迷惑性的、质朴的摄影技巧)对应着人物复杂的情感纠葛和心理活 动,特别是两位主角的关系的微妙变化。在影片的后半部分,特写镜头冷静到近 乎残酷地审视着两位主人公,你看到她们现在的痛苦和遥远的岁月逐渐交融,一 脉相承。

摄影机用“影像”记录着我们所有人的心灵,它深入到每一个瞬间,“使它 具有了永恒的价值”(戈达尔,85页)。

注释 1、参见《英格玛・伯格曼的影像:我在电影中的生活》,玛丽安娜・拉 什翻译(伦敦/波斯顿:费伯和费伯出版公司,1994),或查尔斯・托马斯・塞 缪斯:《英格玛・伯格曼访谈录》,选自《英格玛・伯格曼评论集》,由斯图尔 特・M・凯明康定和约瑟夫・F・希尔(伦敦/牛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 第98-134页。

2、事实上,所有的情节都发生在一个挪威牧师的家里,但伯格曼设置的 电影场景不仅是有代表性的:“人们易于”,正如理查德・科恩在他评论文章中(刊 于《倾听者》114卷,2925期,第31页,1981年9月5日发行)指出的:“将这种背 景理解为非宗教化、非地域化和非特殊化的。”科恩将伯格曼的电影场景看作是 一种“精神风景”。隐喻的设置和心理“现实主义”有时再加上电影的冷峻风格--对 人物认真、深入的刻画--都反映出斯特林堡对他的影响。

3、“按照剧本的第一稿--根据英格丽・褒曼的回忆--拍摄出的电影,将长 达四个半小时(大约相当于一部完整的莎士比亚悲剧),如果伯格曼在排演时没 有删除大段冗长的对话的话。(参见彼得・考依《英格玛・伯格曼评传》,伦敦:
塞克和沃伯格出版公司,1982,第319页。)伯格曼作品紧凑的结构、它的“开放 体系”都是莎士比亚的化的--电影的每一个部分都联系紧密,又给人以无限的想象 空间。4、这些角色看上去“似曾相识”,清晰可触(参见《英格玛・伯格曼和艺 术的仪式》,伊沙卡/伦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2),佩斯利・利文斯顿认 为电影中的伊娃和夏洛特就像是我们生活中所熟悉的人,我们可以猜测,他们在 影片这个虚构的场景中没有被述及的行为。关于伊娃演奏的肖邦前奏曲,他写 道:“伊娃需要赞扬,但她母亲适度、温和的态度和她个人化的赞扬方式都不能 让她满足。然而,如果夏洛特背叛了她的学识,草率地给予伊娃她所渴望的赞扬, 那么伊娃必定会用激烈的言辞质疑她母亲的诚实,非难她的浅薄”(第247页)。

利文斯顿甚至将她们看作是“真实”存在的人(伯格曼的人物都是如此复杂,能够 引起这样的反应)。他简化了与电影主题相关的人物关系,主张伊娃的谴责是“言 过其实和无情的”、“是不必要的敌意所激起的”。他又认为:“《秋天奏鸣曲》的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判定伊娃刻毒地责难她母亲的合法性”(第246页)。与此相反, 约翰・皮姆则认为:伊娃(不是夏洛特)是对受害者的“拙劣模仿”,夏洛特则是 对反面角色的“极端化”--“一个如此温顺、毫无奢求……,另一个却面无表情、野 心勃勃。”(参见《电影评论:秋天奏鸣曲》一文,刊于《视觉和音响》48卷, 第1期(1978年夏),第56页┤绻伯格曼的电影仅仅是将正确与错误、反面角色 和受害者作简单的二元对立,那么他的电影也就不会如此有魅力,正如伊娃所 说:“在人性中,什么样的东西都存在。”伯格曼试图去描绘“人性中的一切可能 性”。如果每个人都很高贵和健康,那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考依谈伯格曼, 23页)。尽管伊娃、夏洛特和海伦娜是三个不同的人物,但都是“不健全”的。有 一个镜头,夏洛特和海伦娜并排躺在地板上,为自己的帮助辩护。约翰・皮姆指 出这这个镜头并不是“草率的”,这说明这两个人物“在性格上有相同之处”,她们 令人困惑的痛苦(虽然两人的表现不同)可能是遗传的结果,从父母到孩子一点 都没有减轻。因为母亲的无知,这个表面上的“反面角色”--甚至也不总是狡猾的 --也只能是一个比她的瘫痪在床的女儿更为不幸的“残疾”儿童(“一个永远无法长 大的孩子”)。

5、与伯格曼电影强烈的共鸣使我反对《倾听者》杂志的作者理查德・科 恩。他断言这种痛苦的描绘被“整洁的环境抑制了”,因为它“拒绝”“向其它维度 拓展”(最终进入一个战争的世界。如:《假面》或《羞耻》)。然而,彼得・ 哈考特指出(参见他的《六位欧洲导演》一书,英格兰:企鹅图书有限公司,1974, 第180页)用这种草率的政治鉴定也许过于简单化了,甚至是让人厌烦的。最后, 哈考特认为,伯格曼(就像查尔斯・狄更斯)关心的是”最靠近家庭的暴力,这 种暴力就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第180-181页)。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对 加文・米勒来说,这是一部关于“最深刻危机”的影片,也是一部关于在家庭中反 抗压抑的影片(参见《倾听者》杂志,101卷,2605期,1979年4月5日,第492-493页)。而科恩认为,伯格曼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深度,因为“电影提供给我们的只 是将内心的情感转化为脸部的表演”。我认为将伯格曼的导演方法或者他的角色 塑造仅仅说成是“脸部表演”是不恰当的,因为《秋天奏鸣曲》中怪异的布光--不 是在照亮,而是损耗着色彩--为复杂的心理世界制造了一个表现主义风格的“背 景”。在那里,边界模糊、被打破,而人物的塑造(脱离了伯格曼早期影片中的“寓 言”模式)则随着影片的发苟逐渐性格鲜明或者说是“抓住了神韵”BR 6、将“真实性”和各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的是《芬尼与亚历山大》 (1981-1982),在伯格曼的作品中,《芬尼与亚历山大》是对《哈姆雷特》的 改写。要在这个“冬天的传说”中找到一些永恒的真理是困难的,因为所谓的真实 会汇聚在一起,从指缝中像水一样的流走。在这部影片中,家园、剧场和教堂似 乎都被蒙上了一层薄纱。然而,当你听到艾米利扑在丈夫的尸体上啜泣,你又仿 佛触到了“无法言说的秘密”,痛苦是如此“真实”,如此让人信服,以至于你认定 这一切绝不会是导演事先设计好的。

7、T・S・艾略特《燃烧的诺顿》(诗)选自《四个四重奏:诗选1909-1962》 (纽约:哈考特;
布瑞思世界有限公司;
1936),第180页。

8、这种对语言的不信任最极端的表现在《假面》中(1965),在这部影 片中伊丽莎白・沃格勒(丽芙・乌曼饰)沉默不语是为了避免撒谎。

9、回想一下《呐喊与低语》中玛利亚与卡琳和解的场景:她们没有说一 句话,但我们能感到她们的心越来越近,作为背景的是巴赫大提琴组曲(“短暂” 的修饰)。在《芬尼与亚历山大》中,林达与她的丈夫(卡尔)日渐疏离,她努 力用歌声与卡尔进行沟通--她一边握紧他的手,一边唱着歌,仿佛音乐是为他的 宽恕而做的祈祷(“渴望得到触动”又“摒弃这种触动”)。《假面》中的音乐是用 国内数码音响制作的,听上去是从伊丽莎白的内心深处迸射出来一样,又像是一 种内心的回响--由于这个角色只开口说过一次话,音乐和动作就成为我们“阅读” 她的基本方式(是伊丽莎白和电影观众之间的“纽带”)。

10、正如彼得・哈考特指出的,观赏伯格曼《秋天奏鸣曲》之前的作品:
“我们有时会忍不住被令人信服的电影情节所感动,但同时我们又感到愉悦,因 为在另一些东西中,我们能感受到艺术家对各种场合的控制力。

11、这是伯格曼在《影像》一书中的术语,第65页。12、虽然时间是《秋天奏鸣曲》一个重要的主题,但伯格曼并没有像在《呐 喊与低语》或《芬尼与亚历山大》中那样着力于表现时钟和和谐的钟声。《秋天 奏鸣曲》中历史与现实的融合意味着现实中精确的时间是不重要和无意义的。

参考电影目录 电影 《秋天奏鸣曲》(Hstsonaten;Herbstsonate)。导演、编剧:英格玛・伯格曼, Personafilm(慕尼黑),1977。

《呐喊与低语》(Viskningarochrop)。导演、编剧:英格玛・伯格曼,瑞典 电影学会出品,1971。

《芬尼与亚历山大》(FannyochAlexander)。导演、编剧:英格玛・伯格曼, 瑞典电影学会和瑞典电视一台联合出品,Gaumont(巴黎),Personafilm(慕尼 黑),TobisFilmkunst(柏林),1981-1982。

《假面》。导演、编剧:英格玛・伯格曼;
斯文斯克电影制片厂,1965。

其它作品 英格玛・伯格曼:《影像:我在电影中的生活》,玛丽安娜・拉什翻译;

伦敦/波斯顿:费伯和费伯出版公司,1994。

英格玛・伯格曼与他人合著:《伯格曼论伯格曼:斯蒂尔比约曼、托斯顿・ 曼斯、琼斯・西玛评论集》,保尔・布林顿・奥斯丁翻译,英格兰:SimonandSchuster, 1973。

理查德・科恩:《北方的灵魂》:载《倾听者》,114卷,第2925期(1985 年9月5日),第31页。

彼得・考依:《英格玛・伯格曼评传》:伦敦:塞克和沃伯格出版公司, 1982。

艾伦・柯罗:《无药可救的音乐》,选自《绵延:新诗集1972-1988》, 奥克兰:奥克兰大学出版社,1988。T・S・艾略特:《燃烧的诺顿》,选自《四个四重奏:诗选1909-1962》 (纽约:哈考特,布瑞思和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36),第180页。

让・吕克・戈达尔:《戈达尔论戈达尔》,让・纳波尼和汤姆・明尼汇编, 伦敦/纽约:达考朴出版有限公司,1972。

戈顿・高:《秋天奏鸣曲》,载《电影和摄像》,25卷,第7期(1979年4 月),39页。

彼得・哈考特:《英格玛・伯格曼:艰难的朝圣》,见《六位欧洲导演》 一书,英格兰:企鹅图书有限公司,1974,第135-183页。

斯图亚特・M・康定斯基和约瑟夫・F・希尔汇编:《英格玛・伯格曼评 论集》,伦敦/牛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

佩斯利・利文斯顿:《英格玛・伯格曼和艺术的仪式》,伊哈卡和伦敦: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2。

利斯-朗・马克和弗雷德里克・J・马克:《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生涯四 十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

加文・米勒:《疼痛的前奏曲》,载《倾听者》,101卷,第2605期(1979 年4月5日),第492-493页。

约翰・皮姆:《电影评论:秋天奏鸣曲》,载《视觉和听觉》,48卷,第 1期(1978年夏),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