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谦虚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谦虚的概念分为“卑己尊人”的传统内涵和“尊己尊人”的现代内涵，同时也具有中外差异。谦虚行为的相关研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儿童对谦虚行为的定义与评价是儿童道德判断与推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跨文化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谦虚观念的建构不同。谦虚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能促进人们对心理健康的理解与培育。
〔论文关键词〕谦虚；谦虚行为；说谎观念；亲社会行为
积极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新的领域，它的研究目的在于使积极成为重点并不断扩展——积极的情感、积极的行为、积极的人格力量和积极的制度。积极心理学家更致力于研究“积极”性格品质，包括一系列被称为人类性格的方向的心理强度——创造力，谦卑和谦逊以及好奇心，开放的心态，热爱学习，深刻，勇敢，坚持，正直，审慎，自我约束，喜欢美丽和优秀，感恩，希望，幽默和高尚等。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的重要道德素养。几千年来，谦虚在推动中华民族迈向文明，走向进步，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的历史进程中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在当今建立健康祥和的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历程中也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把握和认识“谦虚”的含义，了解谦虚行为的产生，关注谦虚的进一步发展，对人们继承与发扬谦虚的美德具有重要意义。
一、 谦虚的概念
1.谦虚内涵之古今对照
谦虚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人的典型人格特征之一。“所谓谦虚，便是较低看待自己，而较高看待他人的心理和行为，是低己高人，以人为师的心理和行为，是卑己尊人，以人为师的心理和行为”。朱熹说：“谦则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以卑释谦。可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在远古，对谦虚的认识与理解大抵相同。即谦虚有两部分内容——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态度。简言之，一是卑己；一是尊人。“卑己”就是谦虚中较低地看待自己，是低己的部分；“尊人”是较高看待别人，以人为师的部分。谦虚这一传统概念在当代社会中固然存在其进步意义，然而我们更应该认识符合现代社会的谦虚的新的含义。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竞争观念的不断加深，人们崇尚在竞争中个性的张扬，推崇自我推销展示的方式。然而在“自荐”过程中刻意融入行为主体的主观思想，夸大事实，便导致浮夸、虚假现象层出不穷，形成一种风气。这使得人们丧失了对自己和他人行为最基本的判断能力，被一种歪曲的价值取向所左右。不切实际的“夸己”行为，必将导致“卑己”的另一个极端，即妄自尊大的“傲己”现象的出现。
“卑己”与“傲己”正是两个极端，都不是正确、客观认识自己及对待他人的正确方式。谦虚要求道德主体能够正确地评价自己，客观地对待他人。
谦虚并非需要“埋没”自己。孔子说：“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就是说应该主动使自己的才能为别人所了解。取“卑己”而代之的肯定不是“傲己”。客观、真实地评价自己的才干与行为，前提应该是建立在自爱基础上的对自己的尊重。只有尊重自己，才能正确认识自己。同样，只有尊重他人，才能正确评价他人。“尊己尊人”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人应该具有的“谦虚”美德的准确内涵。而有人认为，“尊己”就是骄傲。事实并非如此。此“尊己”之“尊”实为“敬”，是指行为主体的内在志趣，而非对待他人的外在关系；是正确看待自己的行为、价值的心理和行为。强调对自身内心潜在的修养，并把这种修养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从而实现尊人。“尊人”则是这种内在修养的外在行为表现。
2.谦虚观念之中西比较
《易经》中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这句话的意思是，谦虚有道德的人，总是以谦逊的态度，自守其德，修养其身。儒家思想也告诫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自古以来，在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中，人们极为重视“谦虚”，可以说“谦虚”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谦虚也是做人的一条基本要求，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在的谦虚品质，就无法具有外在的真诚恭谨的表现。所谓“谦虚”就是较低看待自己，而较高看待他人的心理和行为，是低己高人、以人为师的心理和行为。
而谦逊的含义在英文化中就是“减少对自己的表扬，而不是根本不要自我表扬”，因为西方式的谦虚是把自己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谦虚”与雷切(Leech)提出的“谦虚准则”有所不同，中国人之“谦虚”主要体现在“贬己尊人”。“贬己尊人”是中国特定环境下“礼”在交际中的具体体现，意味着贬低自己，抬高别人。西方社会人们惯常遵循的“尽量贬低自己，尽量缩小对自己的表扬”的“谦虚准则”在中国社会不仅不适合，反而常常构成对中国人面子的威胁。
二、谦虚的研究
1.谦虚观念的相关研究
所谓谦虚，指的是虚心，不自满（《辞海》，1979）。谦虚行为是亲社会行为中的一种。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泛指一切符合社会期望而对他人、群体或社会有益的行为，主要包括合作、分享、助人、捐献、谦虚、安慰、同情等（《心理学大词典》，1989）。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
儿童对谦虚行为的定义与评价是儿童道德判断与推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谦虚行为的研究日益受到了心理学家的重视。国内外都有学者对谦虚观念及谦虚行为进行了研究。
从本质上讲，谦虚行为是一种说谎行为。谦虚行为的研究源于对说谎的理论研究。说谎（1ying）或言语性欺骗（verbal deception）是发展心理学的早期研究课题。其经验性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Hartshorne &May,1928;Piaget,1932）。作为儿童道德发展研究的先驱者，皮亚杰（Piaget,1932,1977）对儿童的说谎概念发展及其道德判断进行了研究。他在有关儿童“说谎”概念的研究中，直接问儿童什么样的表现可理解为说谎。儿童的反应表现出一种系统的发展趋势：年幼儿童把“说谎”和其他言语行为（如骂人）相混淆；6岁左右的儿童把不好的（坏的）言语说成是说谎。而有意性对这些儿童来说并不是说谎概念中的一部分。后来，儿童在定义说谎的概念时将坏言语排除，但仍然发现儿童不能考虑到意图因素。皮亚杰在研究中发现，年幼儿童的有关说谎与说真话的道德判断主要依赖于言语违背事实的程度以及说谎是否受到惩罚。如果言语与现实相违背的程度大，或者受到了惩罚，儿童往往把其判断为说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儿童晚期。皮亚杰发现，只有到10~11岁的儿童才开始把说话者的有意性作为道德判断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认为有意欺骗的行为更坏。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对说谎的定义开始接近许多成人的定义。
自皮亚杰研究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说谎的研究没有成为发展心理学研究的焦点。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研究者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兴趣，有关说谎的研究又重新掀起了热潮，人们对有关说谎的发展才进行了严格的研究。布西(Bussey,1992)的研究发现，学前儿童能正确判断在各种情况下是否说谎和说真话，并对说谎给出更消极的评价。布西（1999)进一步发现学前儿童对亲社会和反社会的说谎作出不同的评价。彼得森(Peterson,1995)、西格尔(Siegal)及彼得森（1996,1998）的有关年幼儿童如何理解谎言和失误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熟悉的情境中，4岁和5岁儿童及一部分3岁儿童能够理解谎言和失误之间的区别。
国内也有学者作了与之相关的研究。傅根跃、陈伟伟（2000）对7~11岁儿童进行谦虚道德评价的研究，发现随年龄增长，没有谦虚观念的儿童人数比例显著减少，9岁和11岁有谦虚观念的儿童比例显著高于7岁儿童，且11岁儿童出现了一种后谦虚观念——认为人做了好事就应该承认，没有必要谦虚。傅根跃、陈伟伟（2001）对小学儿童进行了谦虚行为的发展研究，结果发现，儿童的谦虚行为不仅与年龄因素有关，而且还会受到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傅根跃、王玲凤（2005）对小学儿童在集体或个人情境下对说谎或说真话的理解和道德评价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集体观念对11岁儿童在说谎概念的理解上产生显著影响，他们在集体情境下更少将主人公的话判断为说谎；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学儿童对个人真话的评价越来越消极，对集体谎的评价越来越积极，他们更多地从诚实和为集体两个方面陈述评价的理由。
2.谦虚的跨文化研究
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谦虚观念的建构。为检验东西方对于谦虚概念的差异性，萨拉·考克福斯凯（Sarah Kulkofsky，2006）等以大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一个实验室研究，以测量欧裔美国学生与亚洲学生在被公认的谦虚信念与自我关系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谦虚的概念对在西方和东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的自我有着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会在美国长大但有着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人们身上得以体现。显然，在东亚文化背景下，谦虚自我与相互依赖、自我批评及自我改善的动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西方文化中的谦虚自我似乎与其独立和自我增强的文化规范不一致。
莱科(K. Lee,1997)等进行了有关加拿大与中国儿童说谎观念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儿童在亲社会行为情景下对说真话的积极评价低于加拿大的儿童，而对说假话的消极评价则高于加拿大儿童。而在反社会行为情景下，两国儿童对说真话与说假话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莱科等（2001）对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儿童进行了谦虚观念的研究，发现中国大陆、台湾的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在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谎的评价逐渐提高，而对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真话的评价反而降低。加拿大各个年龄的儿童，对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假话都给以消极评价，对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真话则给以积极评价。傅根跃、莱科等对加拿大与中国的成人也进行了有关说谎观念的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成人把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假话界定为说谎；中国成人对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假话给予积极的评价，而对同样情景下的真话给予消极的评价。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了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对说谎观念理解的文化差异，即中国的文化环境更为提倡“谦虚”或“做好事不留名”的精神。
三、存在问题与研究展望
国内外学者对谦虚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我国学者比较一致地赞同源自《辞海》的解释，谦虚即虚心，不自满。但国外学者在谦虚概念的界定上却存在着多种意见分歧。如茱莉娅·德里弗(Julia Driver)认为，“谦虚就是低估自我价值”。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说，“谦虚的人能精确地感知自身的成就及价值，但却不高估它们”。而有学者指出，“谦虚就是要充分尊重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对何为谦虚持有不同的看法。概念的界定是相关研究得以进行的基础，因此明确及整合谦虚概念将有利于后续研究的进行，这也成为谦虚研究的首要任务。
迄今为止，国外学者对谦虚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开发出了一些测量谦虚的工具，包括自陈式问卷及开放式测量等，其中运用得比较广泛的是惠茨通(Whetstone，1992)等的谦虚反应量表（MRS）。多数开放式测量是根据谦虚行为的出现及道德判断来衡量谦虚水平的。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然而我国学者对谦虚的研究更多地在于探索古籍及文化中所存在的谦虚现象，强调谦虚的价值及意义，而对谦虚测量工具的开发关注更少。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能促使我们更快更好地完成研究任务，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会偏向于与该文化背景相适应的特性，这于学术研究的测量工具亦相同。基于此，谦虚量表的本土化，或开发出独具中国特色的谦虚量表，将是今后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关于谦虚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样本局限性。查阅以往有关谦虚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不管是本土化研究，还是跨文化研究，其样本的选取均较单一。国内的研究对象多为低龄儿童，很少涉及更为广泛的年龄阶层（如中学生、大学生等），这就使得相关研究更加狭隘。因此，在以后的谦虚研究中，应注重吸取更为广泛的、更具代表性的被试，这将有助于形成兼具深度和广度的研究。而跨文化的研究中，大多数是以加拿大人和日本人为被试的。中国是最典型的东方国家之一，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因此以中国人为被试来进行跨文化研究是一种较好的尝试，或许将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这也应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纵观研究文献，关于谦虚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者们也对古今中外的谦虚概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索，也研究了谦虚行为的产生机制等。然而，对谦虚的影响因素研究进行得甚少。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人格特征之一的谦虚，若将它与多种不同的因素（如自尊、幸福感等）进行相关研究，相信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