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用考试来抵制腐败
韩国没有全国统一的职称评定考试，不同的行业，职称和晋级方式不尽相同。韩国评职称主要有考试升职和审查升职两种。
以公务员为例，韩国的一般公务员分9个级别，级数越小，职位越高。从8级公务员升到7级需要工作7.6年，从7级到6级需要9.6年，从6级升到5级需要9.1年。如果以7级考进公务员，退休之前可以混到3-4级。从5级考入公务员的话，一般最后可以升到3级以上。所以，对大多数从9级起步的公务员来说，光靠资历，熬到6级就熬不上去了。
6级升为5级最方便的途径是通过审查升职。这种方式往往由上级说了算，因而腐败现象时有发生，韩国发生过多起为升职送数千万韩元礼包给地方政府首长的丑闻。许多人认为自己没希望被确定为审查升职对象，一般就立即参加5级公务员考试。
首尔的6级公务员升职考试一般在3月份。但是每年一到10月份，这些人就开始为考试忙活起来。市政府和区政府里很多6级公务员的位子，常常有3到4个月的时间空空如也，桌子上积满厚厚的灰尘。他们将工作委托给手下工作人员，自己则专心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听课。有些人在考前一两周，一个人专门在外边租房子迎考。一考生表示：“由于大部分升职对象都专心迎考，如某个人去上班，反而是奇怪的事情。”
升职考试根据公务员的种类，考试科目也不同。比如，农业职6级公务员升职考试科目是栽培学、行政法、英语、土壤学等。据首尔人事部门统计，公务员平均每人需要支付1000万韩元（1元人民币约合120韩元）左右的辅导班学费和资料费。有些特定科目，每周两次课的听课费高达100万韩元。
为杜绝评职称中的腐败现象，中央政府曾要求各地方政府全部采用考试升职形式，但是遭到强烈抵制。很多地方领导人认为，控制升职权是他们行使职权的有效手段之一。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折衷方式：50%考试升职，50%审查升职。 （驻韩国特约记者詹德斌）
印度：对待职称能淡然处之
印度人对职称评定也非常关注，因为职称与个人待遇和社会地位紧密相关。在大学里，教授的工资及津贴要比副教授高出许多，而且社会地位也高；在政府机关，局级干部的工资比处级干部高了不少，而且权力也更大。
印度没有全国性的职称评定，中央和各邦政府都根据自己的情况规定了不同的评定办法、评定时间，但印度最基本的职称评定原则有两条，一是“论资排辈”，二是考试决高下。在政府机关，按工作年限评定职称的指标和根据考试晋升职称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1左右。
印度的职称一般也分为初级职称、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以财政部为例，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财政部工作的人员，每工作5年，就可以自然晋升一级职称，从低到高依次是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副局级、正局级、副部级和正部级。如果攀登这个晋级台阶，一个工作人员一般等到60岁退休的时候，也就只能熬到局级。很多人就是这样“熬职称”的，工作时间长，职称自然就高，这无可挑剔，也无法选择，所以大部分人都能心平气和对待职称评定。
印度政府的很多单位也通过公开考试来决定职称的一半名额。如外交部每年都要举行这样的考试，首先公布参考条件，全国符合条件者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考试由独立的专家委员会组成，一般不受考试单位的左右，能够做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通过考试晋升职称为有能力者提供了一条捷径，考不上的人自然也只好自叹不如。
印度的职称是根据岗位来定的，一旦评上某职称，就一定会享受相应的职称待遇，并且终身受用，不存在评聘分离的现象。对待职称，大部分印度人都能淡然处之，这也和印度文化有关系。印度的种姓制度使人们认为人生来就不平等，职称高低也是命运使然。宗教信仰也倡导，高低贵贱都是前世因缘，今生今世受苦越多，来生才会晋级到更高的生命境界。对于一些印度人来说，现实职称的一点差别，同几生几世的沉浮相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驻印度特派记者任彦）
俄罗斯：评职称的热情不再热烈
记者的一位朋友在俄罗斯的某电台任职，他表示，苏联时期单位几乎每年都要搞职称评审，并且有一个专门的评审委员会，类似的委员会各个行业都有。现在，虽然委员会还保留了下来，但2－3年能够评审一次就不错了。比如在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职称总共有十几级，工作几年后就可以晋升一级。但目前评职称的权利一般掌握在单位领导手中，领导根据每个员工的工作情况以及工作水平对员工进行评审，之后再送到广电系统的评审委员会那里，基本都能通过。他告诉记者，其实现在职称的吸引力并不大，每个级别之间的差距也就几百卢布，因此大家也就没有人为了评职称而四处找关系送礼。如果想到私营或者外资企业任职，这些职称则没有一点用处，因为那里都是根据职位确定薪酬，而且不论出身只看能力。由于这些私营或者外资的单位工资要明显高出其他行业，所以现在俄罗斯人更愿意到这些单位工作，对职称的态度也就更加不在乎。
在俄罗斯教育系统内的情况则不同，那里基本保留了苏联时期职称评定的传统。记者的一位教师朋友说，由于教育系统各个职称之间的待遇差别很大，所以在这个领域人们仍旧非常重视职称的评定。这位朋友告诉记者，由于教育系统的职称评定机构严格而且极富权威，所以很少有人能够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 （驻俄罗斯特派记者马剑）
日本：考资格更辛苦
与中国的大学不同，日本大学的教授名额是有限的。教授与其说是职位，倒不如说是职称更合适。国立大学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决定教授的人数，而私立大学则有各自独立的规定和工资制度。比起国立大学的教授来说，私立大学的教授工资更高，但是相对的，人数也少。一位东京都某私立大学的教授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专业仅有3名教师名额，外加一名助手。如果没有人退休或辞职，则下面的人就无法升职。所以，大家只能按部就班地升迁，争也没有用。
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女性告诉记者，她们努力工作希望的是能够尽早被提拔成为干部，但是这也是在进行公务员考试时就决定好了的。参加了管理职位考试并通过的人就可以担任管理干部，并随着工作的成绩而不断升迁。如果参加的是一般公务员考试，则升迁的机会就要小得多。她说虽然通过了管理职位考试的人一般最低都可以担任科长。但是，由于职位有限，竞争非常激烈。而且，这些被称为“有资格者”从上班的那一天起就要比一般人都工作勤奋，而且也可以优先担任责任重大的工作。因此，他们一般总是下班最晚的人。
总体来看，日本人似乎没有很强烈的“职称”情结。在金钱第一的社会，更多的人关心的是如何赚到更高的工资。在日本医生、律师都是非常赚钱的职业，但律师、会计师、药剂师、医生等需要专门知识的职位都需要通过国家考试，而且考起来很难，合格率很低。比起评职称的辛苦，日本人考“资格”更辛苦。 （驻日本特约记者孙秀萍）
美国：走后门并非没市场
瑞德是美国某高校一位语言学教育方面的教授。他说，在他们学校，想要被评为教授通常有两种较易获得成功的途径：一是专业研究成绩突出，在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颇有影响的论文；一是为学校做成能够拿到国家大量拨款的项目。当然，一些硬性的指标肯定也是必须有的，如必须有博士学位，必须发表过多少论文等。
另一位曾在美国几所大学工作过的教授介绍说，美国的大学分为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所以各个学校评审的标准都很不一样。如夏威夷大学，就没有规定教授一定要有博士学位。
当记者问到美国大学的评审机制时，他回答说，理论上，当然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你要是好的研究者，好的老师，热心于社区服务事业，但其实这些标准相当抽象，也相当的主观，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而在实践中就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了。
这位教授解释道，在某个领域中，你的论文或者作品其实肯定有着属于你的非常明显的特点，而这往往是被同一领域的评委所熟知的。即便不是这样，也可以事先将一些片段什么的拿给评委。同时，在选择评委时也是颇有“学问”的。如你所在的学校和院系想让你顺利升为教授的话，他们会选择那些倾向你的人当评委，而如果他们不想要你的话，就会选择那些非常挑剔苛刻的人。
随后他向记者说道，如果说美国在评定职称上有什么规范的话，那是对处于较低层的人的规范，越往高层次走，规范的约束就越少，而更多的，是依靠“关系”。由于涉及到自身的利益，在美国评职称，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的现象也并非没有市场。 （驻美国特约记者刘丽丽）
德国：“两条腿”走路评职称
一名德国教授在给学生讲课。在德国，职称评定制度主要适用于国家公职机构的工作人员。
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目前德国仍施行职称评定和职业资格认定并行的行业准入制度。德国联邦劳工局的穆萨尔博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职称评定制度主要适用于国家公职机构的工作人员，如公务员、教师、军人等。
穆萨尔博士以有代表性的教授职称为例介绍说，在德国，教授既是职务又是职称，分为C2、C3、C4三个等级。当一位已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在工作若干年后，不仅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若干篇论文，而且撰写了一篇具有教授资格的论文，同时在两年内给研究生开设了专题研究课程，这时可以向相关学院申请教授资格答辩，但只能到另一个学校去应聘。最后由州主管部长决定是否聘用。接到聘任通知后，教师再和州里进行工资谈判和驻留谈判。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职称评定，德国有更多的定性内容。如德国教授都是终身教授。如果想要晋升，得自己申请，因为德国没有每年一次对教师的鉴定。
而德国的职业资格认定制度应用范围更是极其广泛。穆萨尔博士指出，“无论是医生、工程师、律师、销售顾问，还是邮递员、餐馆服务员、粉刷匠，几乎所有职业都要进行职业资格认定。”
穆萨尔博士还就此进行了对比。中国工程师的职称评定是这样的：中专毕业工作7年后可以被评定为工程师，大学本科毕业工作5年后可以被评定为工程师，而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工作2年可以被评定为工程师。而德国工程师职业资格认定则是：工科大学毕业即为硕士工程师，研究生毕业为博士工程师。因此，你要想当硕士工程师，就一定得工科大学毕业。如果一般的技术员想获得工程师资格，就得接受大学的系统教育。但德国各行业机构也有职务，如“项目领导人”、“科长”和“经理”等。
一位原在德国柏林一所医院担任医生的中国“海归”博士告诉记者，很多“海归”对国内职称了解甚少，自己回到国内工作，看别人评了职称才知道职称是和医保、住房等福利挂钩的。她觉得，德国职业资格认定制度更量化，更公平公正。这不但重学历而更注重技能，注重实际操作能力。其背后是德国坚实教育制度的支撑，它鼓励年轻人去努力读书，去研究。（驻德国特约记者青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