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与大国关系【新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发展下我国的安全战略选择】

新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发展下我国的安全战略选择

新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发展下我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当今世界,各国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呈上升趋势的经济依存, 不断加长的国际机构名单,不断扩展的合作关系,不断增长的相互信任和不断深入与持久的和平,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又相互猜忌,频繁更换外交伙伴,军备竞赛日益加剧,危机和间歇性的战争时有发生,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安全框架是中外所有政治学家关心的问题.在现实主义那里,安全意味着一段相对稳定的和平时间,在自由主义那里,人们应该追求一种永久的和平与安全.随着当代安全领域问题的层出不穷和复杂多变,越来越多的人站在更深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们试图融合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合理观点进行折中,针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的发展对安全理念进行了另一个角度的诠释,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内容. 一、现实主义 1948 年,《国家间的政治》一书的出版,使现实主义安全观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理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书中核心的观点是,权力争夺是无所不至的, 从家庭到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斗争,都是如此.整个国际社会是松散的,不稳定的.在这种不稳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法是软弱无力的,所以确保国家间安全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有中央政府的世界国家,在世界各国家中,各国应该达成一定的谅解.他的世界安全模式实际上是拥有一个强大霸权统治下的国际社会,是一种霸权安全. 在其基础上出现的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新现实主义眼里,如果一个国家以不合理性的方式挑战现有安全模式,将会受到惩罚.它看中的是均势.虽然均势可以被打破,从而带来新的不安全状态,但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经这种理论所诠释的均势安全是国家追求安全的一种传统模式.古今中外,从"战国七雄"的争霸到"三分天下"的并立,从近代欧洲列强的争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现实主义是这些论述得到了广泛的论证. 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成为传统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比较严峻和冷酷的,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国际画卷"[1].对此,基辛格有一句精辟恰当的评价,"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平"[2],然而,均势安全或均势论在历经历史检验后,也显现出它的另一面.因为均势往往孕育着超级强国的优势和霸权欲望.国家对其安全的关注与担忧总不会以均势为满足,各国对自己的安全总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促使各方不断谋求对于对手的优势,有时不能不通过战争来实现.在这种安全模式下,小国往往会成为均势下的牺牲品,如朝鲜半岛的分裂,波兰的三次被瓜分,就是大国玩弄均势外交的例证.同时,历史上对大国追求霸权的反应也并非总是伴随着制横的出现.霸权及其追求国往往会提供便利,来使别国宁愿"搭车"而不去制横.此霸权及其追求的具体形式除了军事强制武力征服,也可以依靠文化和经济影响来包容和束缚他国.同时,一国应该具有的制衡能力和意愿在国内众多问题的侵扰下会增添制衡困难,甚至促使一国专注于国内事务而根本不做任何制衡的努力. 二、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不像传统的理想主义那样,他们不认为国际组织能够发挥世界政府的作用,也不像现实主义认为的,国际组织只是体现大国利益的场所,他们确信国际组织对协调一国内外政策及建立各层次国际组织联系方面将产生重大的作用[3].但同时,这样一个经过国际组织协调、利益复杂交合的国际社会并非一定会变得更加安全,恰恰相反,复杂性的增加和等级结构的日益衰弱,可能还会导致在组织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失去有效的领导,他们看到,在这样一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旧的霸权必然会衰落,在不同领域会出现多重领导的状况,并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局面,因而,建立多元安全制度与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4]. 如果说均势理论是与现实主义相联系的话,那么集体安全模式就可以认为基本是和自由主义相联系的.在由一定国家构成的诸如同盟、条约组织、国际组织等的一定的安全共同体中,各成员国为了保护或者获得所想要的经济利益, 承诺共同行动,援助受到侵犯的成员国,必要时敌人施以军事打击制裁或打击.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原则,到维也纳会议确定欧洲协调,其中都体现了某种程度的集体安全原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国际联盟到今天仍在起作用的联合国,国际组织构成了集体安全的主要形式,诸如此类的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几乎包含了所有国家,不管它的功效如何,至少在普遍性上已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集体安全作为一种理想是毫无瑕疵的,它确实为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共同体中执行法律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法"[5]. 然而,这种理论也有问题.在民族国家依然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经济因素还远未强大到让民族国家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而完全放下手中的武器,因种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起的矛盾并未因各国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而销声匿迹.当各国彼此之间怀有极大的恐惧时,让他们保持行为中立、协商签约并建立互信合作将会变得非常困难,这种局面即使在发展合作关系的制度渠道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仍然会是如此,很难想象在彼此恐惧怀疑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制度是否一定会成功[5].很显然,这种安全模式掺进了太多的道德伦理因素,这明显违背了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 三、建构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者都很强调利益在指导国家行为中的作用,利益被认为是客观而不可避免的,各国掌权者会以各种方式采取行动来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少有理论或者事实将之证伪.然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与其把国际争端说成与客观不变的利益有关,不如说与各国在相互交往互动中形成的一致认同有关.换言之,国家和社会团体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以及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利益与别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如何自我定位以及如何定位他人. 可是,如何定位是充满主观判断的.当前的美国政府在多种场合传达了对叙利亚动武的信息,因他认为叙利亚政权的存在本身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与正面临着因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引起的社会动荡相比,前者显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迫切,原因在于,在美国与叙利亚的长期交往中,美国认为叙利亚伊斯兰政权的存在对自己构成了威胁,美国的行为是誓将敌人除去而后快的观念使然."如果把使权力和利益具有意义和内容的观念剥离出去,单纯的权力和利益很难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观念的根本作用是建构具有结实能力的权力和利益"[6]. 按照这种理论的阐释,当今国际社会所进行的各种对话,地区组织之间的互动就不是仅仅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和争夺权力,而是要通过这种不断地接触和沟通,创建新的更加积极的身份认同.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南北朝鲜开始积极接触以消除半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相互敌意,并取得了很好的进展,现实主义或许会将之看成是双方利益调整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南北双方继续敌视而不反思对方,继续将对方视为民族的罪人而不加以重新定位,对抗将重新取代何谈成为双方关系的常态.当前半岛形势说明了这一点. 身份确认有助于理清各自的利益,反过来,理清后的利益也会形成认同, 但新的认同的形成是否会导致一个稳定的世界,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体察.一种新的定位和认同的产生是以以往的定位或认同的趋弱为前提的.事实证明这在当代世界是困难的.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会将来自他国或民族的伤害和威胁,在短时期彻底忘却,更何况,不是每一个给他国带来痛苦经历的国家都能像勃兰特和科尔那样,对过去加诸他人的伤害以跪谢罪.因此说,国家民族之间的重新定位是艰巨的, 其中需要没完没了的对话和行动,需要双方对过去的事实甚至是伤害有真诚的彻底的认识.认同一经形成将会有很大的稳定性,短期内很难改变.危机和对抗会导致相互敌对的认同,这种认同一经形成将很难化解,于各国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 中日两国的现状就是明证. 四、我国的战略选择持续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提升加速,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与之伴随的是,中国与各国间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中国国力的强势提升引出了多重的反应,周边关系向强势大国的结构转变,这与过去的弱势中国下的关系特点不同.强势中国下这样的关系,以中国为主线的矛盾凸显,很多问题和中国联系起来了,逐渐形成了两种趋势,一个就是强势中国带来双向反应,即中国对本身的利益诉求增加了,扞卫自己利益的能力也增强了,所有这些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发生.弱势情况下能保住自己就不错了, 强势情况下就要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个很自然.再一个趋势是应对强势中国成为许多周边国家的一种共识,就是如何适应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区域内大国, 心态更加复杂,这就会催生现实主义所说的复杂的"准结盟"应对力量.虽然这种结盟是行动力较弱的松散的联盟.过去是我们应对别人,现在是别人应对我们.当前的南海和钓鱼岛领土争端正是这种趋势的直接体现.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看到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的帝国, 都希望中国会成为另一类型的崛起大国.而避免成为众人心中的西式帝国也是中国的必要选择.尽管各种内部制度因素继续制约着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但外在世界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日益提升的外交影响力.很显然,这种影响力的获得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纵深依赖,而不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及影响力. 综合来看,目前我国的现实的选择应该有以下几点: 第一,继续专注于经济发展.历史上,中国成为亚洲大国靠的是经济力量及和经济力量相关的文化影响力.同样,中国当今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靠的也是经济实力,而非军事恫吓.中国复兴最根本的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这是中国最重大、最核心、最根本的利益.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 本身可以促使各个相关国家走向同一"跑道",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竞争总要好于军事竞争.同时,处理好担当责任与量力而为的关系.中国自己的事情理顺了,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履行了最大的责任,中国有限战略资源的落脚点应立足在解决好自身的问题上.对中国现时的国力所能支撑的国际作为,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估量.解决国际事务时,谨慎决策,不受诱惑,避免替美国担当,过度将自己卷入.第二,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避免被国际社会边缘化,降低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成本.同时要注意两点,一是嫌弃外在世界太麻烦,选择孤立,自我封闭起来.孤立主义显然行不通.近代历史给中国最惨痛的教训是,封闭就要挨打,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显着提升也证明了开放的必要性.二是另组一个国际舞台,如同苏联一样.在当今世界,也的确有些国家希望中国能够站出来和西方美国对立.如果一时头脑发热选择另组体系, 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势必将会使得那些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的所有国家站在一起, 而不单纯是小国的合众连横.届时,中国必然面临一场根本打不赢的战争,一个规模和能量无比巨大的国际社会联合体很可能会让立志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遭受致命打击. 第三,走和平发展国家道路.当前的局势和未来国家利益的维护需要进行军事现代化,需要将坚决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作为我国安全战略的根本基点,但要将之最大限度地限制在防御性质之内.单纯的军事现代化不足以让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并且一旦走上军事道路,经济就会受其影响而变得不可持续.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否可以持续,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和前一种情形一样,一旦中国选择军事国家道路,就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即另外一个视中国为威胁的军事国家或者集团. 第四,与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积极对话.积极发展同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改善和发展和各大国的关系,通过相互之间的不断的接触和沟通,让对方对我们的政策和原则等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消除各行为体观念中因误解而产生的不满,创造机会让他们从多层次了解中国,积极承担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要看到建立均衡稳定的世界战略平衡的一个重要和突出的方面是加强在国际舞台的交往和合作,更积极参与制定各种国际规则,更加广泛地开展首脑外交、民间外交和各种非政府外交等,大力扩展我国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