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电影名时，应该考虑观众的文化语境，使译文与观众达成视域融合；同时，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异质文化因子，能够更好地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高潮，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高潮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著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