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举办的"2001年重大国际问题研讨会”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来自全国30多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近5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国际关系学院领导、中国国际关系学会负责人参加了研讨会。
国务院外办原副主任夏道生大使、外交部美大司前司长张文朴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陆中伟研究员、台湾研究所所长许世栓研究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北京分会会长堪取荣研究员、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符成礼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正司级研究员邓红国、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苏格教授、复旦大学俞正梁教授、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丁诗传教授等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
研讨会期间，专家们围绕"9．11”事件和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形成了若干富有价值的看法。
一、“9．11”事件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9．11”事件是美国继1814年英国火烧白宫、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遭到的第三次大规模袭击，造成严重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这起事件一方面表现出反美倾向，另一方面表现出反人类、反文明的暴力倾向，引起公愤。国际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公害，对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在分析这一事件的原因时，有的学者强调，这同美国长期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关。国际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以及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对阿以采取双重标准等原因，导致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一些极端组织利用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美反霸的情绪，采取极端手段制造恐怖气氛，破坏社会安宁，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9.11”事件对国际形势产生重大影响，但国际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当今世界不太平，各种矛盾发展成为激烈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9.11”事件后，非传统安全的地位提高了，大多数国家把反恐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来认识，单极和多极的矛盾与合作交织在一起，国际关系进入新一轮的调整和重组。“9. 11”事件导致大国关系的新变化，特别是美俄关系、俄欧关系的变化。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借船出海”，突破禁令，将使亚太地区形势更加复杂。由“9"11”事件引发的阿富汗战争，将给国际社会带来新问题。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借机打击与其唱反调的国家，将加剧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将打破这一地区传统的势力均衡，对中、俄造成战略上的影响。今后，反恐被纳入了政治视野，反霸斗争将更加复杂。
"9．11”事件对世界经济也产生影响—受“9"11”事件影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25年来首次出现美欧日经济同时滑坡的情况，使本来已经脆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反恐怖与反衰退交织在一起，但经济复苏的条件依然存在。西方国家在反恐与反衰退的斗争中相互配合，联合托市等手段已经收到初步成效，美欧日股市都已出现转机。"9"11”事件虽然击垮了世贸中心大楼，但美国经济的根基并没有动摇，随着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调整，以及美国战时经济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美国经济复苏是有望的。
"9．11”事件对美国人信心和安全感的打击是巨大的，它打破了美国两洋屏障的神话，促使美国朝野深刻反思。美国人认识到，与其他威胁相比，恐怖主义的威胁更具体、更直接。美国的世界观(包括军事安全观、美国观、人权观、中国观等)可能在多方面经历不同程度的调整。"9"11”事件改变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反恐怖已经成为美国最优先的战略目标。但这一事件尚不足以使美国放弃冷战思维。美国正在主导全球反恐合作，以反恐为名，推动其地缘及全球战略的实施，巩固其霸权地位。
二、国际恐怖主义是国际公害
"9"11”事件表明，国际恐怖主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化武器、信息武器进行恐怖活动的危险在增大。主要国家都把反恐怖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国际社会正在不断加强对新型恐怖主义的防范和打击。美国成立了部级的国土防务(祖国安全)办公室，又将反恐怖办公室、网络安全办公室的负责人提升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英国成立了反恐怖的战时内阁，日本成立了反恐怖总部。甚至巴基斯坦、泰国等也都成立了专门机构，评估应对生化武器袭击的能力。反恐斗争的特殊性也对西方国家司法程序造成了影响。美国最近通过法案，给执法部门监听、逮捕、驱逐疑犯以更大的权利。英国也通过了反恐机构未经司法程序可以实行监听、逮捕等特权的立法。欧盟快速反应部队实行了区域通缉令，加强欧盟的反恐怖合作。APEC、七国峰会、中亚、中日等双边会议都讲反恐。目前，全球都在加强对恐怖主义的防范，反恐将成为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平台，成为大国关系的粘合剂，多方面地影响世界政治的走向。
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并无严格界限，三股恶势力经常结成一体。国际恐怖主义不光是一种行为、一种手段，而且是一股势力、一种力量。它通常具有深刻的宗教、国家和民族的背景，使用残忍的、非正常的暴力手段制造轰动性恐怖事件，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恐怖主义的攻击对象多为国家重要设施、政府要害部门及平民百姓，具有跨国性、全球性、极大危害性等特点。国际恐怖主义经常使用极端暴力手段，滥杀无辜，毁坏财产与设施，危害和平与安宁，制造恐怖紧张气氛，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活动。据此认为，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即为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从事策划、组织、派遣或培训人员从事这种活动的组织即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手段的极端残暴性和后果的极端破坏性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本质特征。恐怖活动起因和手段不尽相同，应该有所区别，灵活处理。中国坚决反对恐怖主义，但也警惕有人借反恐之名，随意制造事端。中国在反恐的问题上，可以和美国进行合作，包括情报合作，但要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决不可因此而伤害广大穆斯林国家。
三、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
中美关系是这次研讨会的重点，专家们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以下3个共同点:经济方面，中美两国相互依赖;在处理全球和地区重大问题及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上，中美需要合作;在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维护亚太的和平稳定，中美需要合作。同时，中美之间也存在三个利益冲突:美国欲寻求由他主导的单极世界，而中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在关系中国主权的台湾问题上，美国表面上支持“一个中国”，但实际上欲借“台湾牌”遏制中国;正在崛起的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美国视之为潜在的甚至现实的对手。这些方面，决定了中美关系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9．11”事件对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机遇。布什总统上台前后，他对华强硬，后又发生撞机事件，中美关系又起波折，后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有所改变。"9.11”事件后，美国对“潜在威胁”的关注暂时让位于对现实敌人的应付，拓宽了中美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对中美关系提供改善机遇。在反恐斗争中，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在经济复苏过程中，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市场与合作。但这种改善的机遇是有限的，中美关系不可能就此步入坦途。历史反复证明，美国外交历来奉行实用主义。只要是利益所需，美国是不惜以栖牲中美关系为代价的。
中美建交后，中美关系显示出某种规律性，每隔几年就出一次问题，有人概括为“四次危机”、“四次波折”。危机(波折)基本上是以美国大选为周期，都由美国挑起。美国总统在上台之初总是指责前任政府对华政策软弱而采取强硬态度，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对华政策又趋于现实。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于定位问题。总体上看，过去的定位很明确，中美是“敌人”，现在的定位则不好把握，似友非友，似敌非敌，是一种“非敌非友”的关系。"9’11”事件后，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由战略竞争关系转向建设性合作关系。但是，美国仍然会坚持接触+遏制的战略，保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对中国而言，接触具有双重含义，遏制并非没有限制，美国也会把握遏制的“度”，避免遏制对美产生“负效应”。因此，中美之间的竞争是绝对的，合作是相对的。合作不等于朋友，竞争不等于敌人，双方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要有长远的战略考虑，才能建立稳定的，正常的国家关系。
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美国关注并插手台湾问题，一是为了遏制中国，二是为了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秩序。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以对台关系法为基础，保持台湾“不战”、“不统”、“不独”的状态，它不会轻意改变对台战略，也不会轻易放弃打“台湾牌”。美对台军售，既有经济利益的需要，也有保持两岸军事实力相当、阻止我武力攻台的考虑。因此，我们在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同时要加速发展我国实力，让美国感到为了台湾而卷入冲突，代价太大，那时，美国才有可能改变对台政策。"9’11”事件改变了美国战略的优先次序，为我们处理台湾问题带来机遇，同时也对我及时、妥当地调整对台政策提出了新挑战。
总之，在新世纪的国际斗争中，中国面临着许多发展的机遇，也有许多困难。这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要面对的形势。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冷静地观察国际形势，运用智慧，沉着应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