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国近代史论文4000字范文
大学中国近代史论文4000字范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4000字范文篇一：《论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 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 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 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 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 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 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 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 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 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 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 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 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 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 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 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 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 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 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 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 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 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 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 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 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 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 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 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 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 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 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 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 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 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
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 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 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 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 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 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 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 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 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 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 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 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 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 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 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 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 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 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 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 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三、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历史贡献以及借鉴意义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 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 “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 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 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 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 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 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
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 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 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 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 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 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 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 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 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 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 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
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 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 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达赖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 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 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 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 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 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 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 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 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 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 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 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 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 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近代史论文4000字范文篇三：《戊戌变法与改革开放成败因由之 比较》 摘 要：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两次伟大 变革，其结局的巨大反差的背后隐含着有关改革成败的某些规律性结论，诸如改 革的客观现实、改革的领导权、改革的战略选择、改革中的社会共识等等。在比 较政治学的视角下分析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对于不断深化中国的改革至关重要。
关键词：戊戌变法;改革开放;差异性 1898年，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这就 是著名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最终虽然失败了，但却预示着“亚洲觉醒”[1]的到来。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时至今日已近35年。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以 及精神面貌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两场伟大的变革，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 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为改革，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有许多相同之处，同时也 有显著差别。比较两者的成败因由可以从客观环境、主观领导权、战略选择和社 会共识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来发现成功改革所需要具备的规律性因素，对中国 今后的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客观现实的差异性 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戊戌变法发生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内忧外患的矛盾异常尖锐。比较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国内外大 局趋于稳定，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由于两者的客观现实不同，必然导致结果 不尽相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斗争日益 加剧。明治维新使日本让成为亚洲强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1894年，日 本发动甲午战争，在打败清军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 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的双重压迫，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史称“戊 戌变法”。从客观条件来看，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首先， 遵循黄炎培先生的“王朝周期律”，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2100 多年间，许多王朝此亡彼兴，但都有着相似的历程，即兴盛――停滞――衰亡， 最后被新的王朝所取代。清朝自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后金，至1898年戊戌变法， 期间已经历200余年，即便没有外敌入侵，王朝也已走向没落。其次，清政府统 治危机加剧。戊戌变法前，清王朝刚刚平息了太平天国运动，可谓元气大伤。随 着甲午战败，民怨四起，国内动荡的局势日益加重。最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 深。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甲午战争 后，大量的割地与赔款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总之，戊戌变法前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变法很难获得成功。
与之相反，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则是另外一种景象。新中国成立 后，经过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国民经济得到了极大地恢复。但到了 70年代末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消极现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思想僵化和教条主 义盛行。面对亟需改善的国内状况，1978年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 领导集体大胆而勇敢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成功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与戊戌变法相比，改革开放处于一个较好的客观环境下。一方面，同理“王 朝周期律”，改革开放发生时新中国政权刚刚成立30年，正处在一个国家政权的 上升期。虽经历了“文革”的动乱，经济水平有所下降，但整体政局稳定。另一方 面，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面临外交范围的挑衅，但敌对势力的侵略和 强占已不复存在。从50年代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到60年代“两 个拳头出击”，再到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政策，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中美、中日等关系改善，由此可见中国已经为改革扫清了所有外患障碍。可以说， 良好的客观环境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因此，从改革的客观现实看良好的客观环境是改革成功的前提。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和执政党，应尽可能地使改革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并为之创造 良好的环境。这样改革的领导者才能对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更为清晰的定位，才能 为下一步实施改革创造可能性，而不会造成失控的局面。改革开放便很好地利用 了这一优势，从而使改革在可控的轨道上稳步前进。
二、领导权的稳定性 任何改革都需要掌控者，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也不例外。历数历史上 成功的改革，不仅仅需要统治者对改革过程的掌控，而且还需要社会大众的广泛 参与。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但在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主张变革的前提下， 变革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领导权的稳定性。在这方 面，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也有明显的差异。
戊戌变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领导权的不稳定造成的。甲午战争 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上京举人 1000余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反对《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2]。“公车上 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并将光绪皇帝推向了历史洪潮的前台。但戊戌变法 仅仅一百天便被慈禧太后派兵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失败的如此迅速 与领导权的不稳定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实 权。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们，他们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没有实权的 光绪皇帝。维新派们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顺而难”。至于光绪皇 帝手中并无一兵一卒，实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最终变法失败更加说明了改 革的领导者如不能掌握实权改革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戊戌变法受到 了中央顽固派和地方实力派的阻挠。光绪皇帝将改革的重任交给了康有为、梁启 超等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却毫无任何政治经验，并不懂得官场的游戏规则， 而他们的思维方式又非常激进、大胆，这就直接导致了改革一定会触犯那些既得 利益者的利益，他们势必联合起来对付维新派。
与戊戌变法不同，1978年的改革开放，建立在共产党的稳健领导基础 上。首先是以共产党为执政党的国家领导集体，他们深刻意识到若不及时主动进 行改革，中国将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1978年，邓小平在不同 场合17次明确谈到“改革”，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同年10月，邓小平接见外宾时， 谈到了我国“实行开放政策”。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在讲话中把 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政策。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考察时，明确提出和使用 了“改革开放”一词。“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3]。可 以说，改革开放的领导者们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和紧迫的历史责任感，领导核心一致主张改革，这为维持领导权的稳定奠定了前提。其次，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 取得成功，根本之处还在于执政党始终没有放弃自身的历史责任与政治责任，发 挥了执政党在改革进程中的历史主动性，确保了改革领导权的稳定性。邓小平指 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 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4]。最后，改革开放的 领导者威望甚高，对社会下层的可控性也更强。改革开放时新中国刚成立三十年， 虽经历了若干挫折，但人民群众对领导者的信赖度很高，人民群众坚信在共产党 的领导下中国国力必将走向复兴。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置于执 政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保证了改革政策的实施。
由此可见，要在一个大国推进改革必须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领导权的 稳定性。没有一个坚强的致力于改革的领导集体，就无法设想结构性的社会体制 变革。在当代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不仅仅是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是长期以来中国基本国情的必然 要求。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比较百年前戊戌变法最大的政治优势，就在于当代中 国有一个政治威信高，动员能力强，不断创新的执政党。
三、战略选择的系统性 改革的系统性，决定了改革不仅是某一领域的改革，势必涉及多个层 面。如果改革领导者无法对一国的全局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必然导致改革无层次 无重点，那么改革的失败可想而知。
戊戌变法之初，面对急需变革的中国社会，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当时社会整体状况没有清醒地认识和完全地把握之前， 在短短100天的时间内促使皇帝推行了300多道改革的命令。这样的改革更像是一 种乱枪打鸟的“顶层设计”。但与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不同，戊戌变法只有顶 层决定性，没有应有的整体关联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这些改革命令虽然范围 很广，但相互之间没有关联。顶层设计强调设计对象内部要素之间围绕核心理念 和顶层目标所形成的关联、匹配与有机衔接，而戊戌变法颁布的指令虽然涉及政 治、经济、文教、军事多个方面，但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关联，也没有一个明确 的改革核心。另一方面，当时变法的推动者并不了解社会底层的状况，只是一味 地在政权顶层推行变法，变法的诸多命令根本不能在社会中间得到广泛实施。而 推广实施作为“顶层设计”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戊戌变法当中恰恰没有体现。随 着变法推行的命令增多，触犯的利益也越来越多，最终遭到了当权者的镇压。反观改革开放，执政党在改革之初并无特别清晰完整的改革策略，许 多重要的改革措施都是慢慢在实践中确立。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从1978年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到党的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这不仅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更加明确了改革的基本方向。1985 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社 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 中进一步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 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 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 是经济手段。”[3]随着改革的深入，从秉承“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到逐步确立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布局改革，从1979年开始试办经济特区到1992年正式通过了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稳步前进。这样，一个以经 济体制改革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直接目的，以改善人民生活，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为根本目的的全面改革战略就逐渐形成。
比较而言，我们可以得出：改革需要执政党和领袖对本国国情有清醒 的认识，并以此为出发点选择一个改革的重点，围绕这个中心实施下去，这样才 能达到改革所需要的目的，才能为全面完成改革提供可能性。反之，如果没有一 个明确的中心，这些改革措施又不能得到系统的执行，这样的改革不仅不能起到 应有的效果，还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危机。
四、社会共识的重要性 戊戌变法与改革开放同为政治学中的改革范畴，结果却截然不同。我 们不得不反思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性就是改革所需要的重要社会资源――社会 共识。历史上许多改革之所以步履蹒跚，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社会共识在不断流 失。在这方面，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也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反差。
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是在没有社会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当权 者内部之间没有形成共识。戊戌变法表面上的推动者是维新派和光绪皇帝，但实 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作为传统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慈禧太后从早期对变 法的默认到后期的反对，无不体现了当权者内部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其次，地方势力派与皇族势力互不信任。戊戌变法的某些措施触犯了地方势力派 的利益，他们竭力反对变法。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皇族势力，虽主张变法但碍于手 中无实权得以实施，地方势力与皇族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后一点也是最 重要的一点，戊戌变法并没有赢得社会底层广泛劳苦大众的支持。其一，维新派自身为了抵制“揭竿斩木”之“忧危”，他们害怕革命，主动抗拒群众，使变法运动 无法建立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二，作为“顶层设计”的结果，当时社会底层的 大多数人受限于自身教育水平与当时的舆论环境，不清楚甚至不知道变法。总而 言之，1898年的“戊戌变法”由于社会共识积累不足，注定是一场不会成功的维新 运动。
反过来看改革开放，社会共识的不断累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 国共产党重要的战略抉择。首先，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改革伊始就果断 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以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为直接目标的经济建设上来，这就使改革开放主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支持。其次，客观公正地处理了“文革”时遗留的历史问题，尤其对毛泽东等上 一代政治领袖的正确评价，使人民大众的凝聚力得到加强，更加坚信在执政党的 领导下改革会取得成功。这是社会共识的又一次显著提升。最后，执政党注重了 改革开放中“开放”的观念，主动让国民了解西方先进科技带来的巨变，让民众和 官员自主地意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促成他们改革上的自觉性和紧迫 性。当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措施已经影响到了社会共识， 这无疑对执政党敲响了警钟，是今后必须引起重视的地方。
可见，社会共识是一个国家推进改革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之一。卢梭 有一句名言：“只要谈起国家大事时，人们说：‘那与我有什么关系’。那么可以断 定，这个国家就算完了”。积累社会共识需要执政党和人民大众的共同努力，并 十分审慎地加以维护。作为当代的改革，我们应进一步巩固并积累社会共识，让 人民大众意识到社会共识的重要性，唤醒民众的觉醒，只有这样中国的改革才能 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取得成功。
综上所述，以比较政治学的观点分析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差异， 我们不难看出改革中的某些规律性的因素，诸如：良好的客观环境是改革成功的 先决条件，因此应尽可能将改革控制在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之中;稳定的领导权 是推行改革成功的有效保证，需要将自上而下的稳定领导与自下而上群众参与进 行有机结合;系统性的战略选择是对改革的整体把握，改革的战略选择应该具备 一个明确的中心并得到系统的执行;社会共识是改革成功应具备的群众力量，所 以必须做到在争取和累积社会共识基础上进行改革等等。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截 然不同的结局，我们都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找到答案，从而得到合理的解释。
纵观新时代的中国，由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必将延 续下去。指出：“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 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 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 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5]。可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 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审慎地对待 以上概括的重要政治经验，在今后的改革中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中国的改革开放必将越来越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 定会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