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_中华民族传统祖国意义结构研究论文

中华民族传统祖国意义结构研究论文

中华民族传统祖国意义结构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华民族;
祖国;
乡土;
民族文化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传统祖国是“三位一体”的意义结构体,“天下”为体, 故土家乡是根基,政治国家是保障,伦理文化是支撑,是“乡土之国”、“中国”、 “中华”的有机统一。

中华民族在相对封闭隔离的内陆生存环境中,在自然经济、政教合一的宗 法农业社会,在认识改造自然社会、创造中华文明的实践话动中,对个人与民族 国家的价值关系长期思索、反复定位,历史地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了“三位一体” 的祖国的意义结构。所谓“一体”指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天下”),“三位” 指村社共同体(乡土)、多民族共同体(“中国”)和伦理型的民族文化(“中华”)。其中, 村社共同体是基础,是联系个体的情感心理纽带,多民族共同体(国家)是调控个 体社会生活的政治保证,而人伦文化则是调节整合个人和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的 精神支撑。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构成有机整体。

一、“天下”: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 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始终构成其所热爱的祖国的价值内核,维护和 发展祖国的根本利益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这种价值理念不断内化,历史 地积淀成“天下”人文观念。

人们一般地把“天下”理解为实体性的空间地理概念,但在儒家的话语系统 中,“天下”具有特定的人文内涵。总的来说,民众是“天下”的主体力量,民族是 “天下”的最高意义。“天下”具有神圣性,其利益不可侵犯。是故,“天下”是中华 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天下”是传统祖国的根本意义所在。

首先,民众利益是“天下”的基本意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 也。“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 利,为天下位天下也。”“天下”是“天下”民众的“天下”,而不是君主一人的私利。

所以,天子的职能不是剥夺、占有“天下”利益,相反,天子是为天下民众的生存 而治理天下的。是故,在天下、国家、君主的价值序列的选择上,“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黄宗羲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 者,为天下也。”他批判君主专制独裁,说“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 其一人一姓乎”,强调“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王夫之也倡导“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总之,儒家特别是明清之季的启 蒙思想家都认为民众是“天下”的主要力量,民众利益比君国利益更重要,但没有 也不可能确立人民主体论的政治观。

其次,民族利益是“天下”的最高意义。王夫之以“天下之大公”为最高价值 尺度,阐释了爱国主义的价值序列的层次性。指出了民族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价值, 高扬了民族爱国主义的信仰。他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 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辩,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 人之义私也;
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
公者重,私者轻矣, 权衡之所自定也。”“一人之义”“一时之义”与“古今之通义”都是在“公”的层面上按 照价值普遍性的大小从低到高的排序。也就是说,以“天下之大公”来衡量三者, 个人的正义最低、君主国家(“一时之大义”)利益次之,民族利益(“古今通义”)最重 要。当三者发生矛盾冲突时,“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而应该 舍小义,取“大义”,全“通义”。这就是说,民族利益是“天下之大公”的体现,从 而是“天下”的最高价值意义,“天下”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顾炎武曾经严格区 别了“国”与“天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 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指一家 一姓之王朝,是一己之私利,而“天下”则是不因王朝更迭而永恒存在的民族及其 整体利益。两者在价值序列的选择上,显然是“天下”重于。国家”。“是故知保天 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 焉耳矣。”由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超越时空界限的民族爱国主义宣言 书,对民族整体利益的自觉认识和维护,成为“祖国”观念的价值核心。

再次,“天下”人文观成为社会正义原则,具有神圣的价值意义。“天下”既 然是永远高于专制国家的价值理想,是衡量现存国家合理性的最高尺度,对于现 存国家始终具有批判超越性的一面。这样,它就取得了与中华民族的祖国在价值 观念上相契合相对等的地位和意义。不妨说,它是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象征,是 传统祖国之根本价值意义所在。因此,它构成中华民族传统祖国观念的价值之源 和意义之本。

二、村社:中华民族的“祖国”原型 中华民族在形成之早期,不像希腊等为代表的西欧社会,经过了私有财产 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社会分工和交往扫荡了氏族公社的血缘残余,以地域性的 社会组织进入了文明国家阶段。相反,它没有经历私有财产充分发展之阶段,而 由氏族进入国家阶段,这样,国家就保留着大量的氏族残余。农村公社就成为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社会基础。我们民族自觉不自觉地把村社共同体看作是生养自 己的最直接最具体最现实的“祖国”原型,几千年来积淀成深厚的恋土思乡的情感, 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拂拭的集体无意识。所以,我们认为,故土家乡是我们民族祖 国观念的基础和纽带,是产生“中国”和“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前提。

1.公共土地构成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本源。维系氏族共同体的物质力 量是农村公社的公共土地。公社成员对属于每个人的公共利益的维护和追求,成 为他们认同、归属该共同体的价值前提。虽然说专制君主剥夺了共同体成员的这 种神圣的公共利益,但中华民族始终把“公天下”作为其追求的价值理想。一部沉 重的散发着原始民主精神的大同思想史,正是对这种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想追求的 历史体现。所以说,乡土情结的价值指向乃是农村公社的公共土地,公共土地构 成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本源,村社共同体是传统祖国的价值原型。

2.自然血亲情感是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基础。古代的农村公社,是时间上 的血缘和空间上的地缘相统一的社会复合体,其所传播的文化信息实质上仍是自 然血亲人际情感。儒家的礼乐文化是建立在“仁”的根基上的。“仁”不是一种外在 性的强制的规范,而是个体自觉的人性意识。儒家的仁学思想是以宗法农业公社 的自然血亲人际情感为文化心理纽带的。这种“群体至上”的利他性道德意识,表 明了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的质朴敦厚无私无虑的人际情感。它由父子、夫妇、兄 弟推至朋友、邻里。即由家族推及宗族社会,自然成为个体成员的人生归宿。因 此说,自然血亲情感构成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情感心理纽带。

3.乡土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在古代,由于战争、内 乱或者种族压迫,生活在一定地域的公社成员被迫迁徙他地,客走他乡。生活的 艰难困苦和异乡异俗,常常勾起人们思念家乡故土的情思。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 明历程中,逐渐积淀成炎黄子孙的思乡情结。思念家乡故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 的爱国主义情感,不管是伟人圣贤,还是凡夫俗子,无不如此。刘邦称帝后,还 归故乡沛县,和父老乡亲引吭高歌雄浑慷慨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那“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 后吾魂魄犹乐思沛”的肺腑之言,道出了我们民族那种难以拂拭的乡土情结。如 果把它与国家盛衰、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乡土意识便溶入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历 史内涵,从而升华为一种高尚的国家民族意识即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说,乡土意 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

总之,中华民族把村社共同体理解成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原型。原始公社 的公共土地、人际情感和乡土情结,分别构成传统祖国的价值本源、情感纽带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中华民族之传统祖国观念,从起源和基础来看,它首先是 乡土之国。

三、“中国”:多民族的共同体 作为“乡土中国”政治化的历史产物,中华民族把自己的“祖国”理解为多民 族的共同体,凝结为“中国”这一概念。

在先秦历史典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早之称谓为“区夏”、“诸夏”、“华 夏”、“中国”。何谓“夏”,《说文》卷五训为“夏,中国之人也,从父,从页,从 臼。臼,两手,父,两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申为“大”。近人通过考辨 殷墟陶片中的象形文字,认为“此为人之象形。“华夏”一词见于金文频繁出现。

故它是周人尚文之风尚,强调民族之文化意义的产物。“中国”一词的称谓,略晚 于“夏”之观念的产生。大致自商代萌生,到周代便正式形成。后世称“商”为中商, 可作为“中国”人文指称的起源。王尔敏先生根据先秦25种有其载记的典籍详加考 证,认为“中国”一词出现凡178次,其意义有五类:(1)指京师,凡9次;
(2)指国 境之内,即国中,凡17次;
(3)指诸夏之领域,凡145次;
(4)指中等之国,凡6次;

(5)中央之国,凡1次。认为“中国”主要“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 领域”,并“充分显示民族文化一统观念”。亦即“中国”就是长期生活在共同地域 的同血缘同文化之诸夏民族的统称,亦即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多民族的共同体。尧 舜禹古史传说时代系指酋邦或邦国。夏商周三代系指天下共主的宗法国家,秦汉 中央集权政府建立之后。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之指谓,并不侧重于种族之血缘意义,而是强调政治之大一统和文 化之大一统意义。政治大一统有两层意义。其一是对民族内部而言,实行家国同 构、君国交织的专制统治。亦即专制君主既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民族的象征。其 二是对于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言,专制君主是“天下共主”,“中国”与其 他民族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作为政治大一统形态的“中国”,要求个体成员 忠君爱国。由此,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实践中,君与国的交织纠缠,衍生出复 杂而矛盾的价值观念,甚至使忠君与爱国演变成二律背反的历史悲剧。

四、“中华”:伦理型的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在本质上把“祖国”看成是具有高度发达之伦理文化的“礼仪之 邦”。对祖国的认同和民族个性主要是文化的认同和文化个性。这就历史地凝聚 成一个观念即“中华”。元人王元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若从炎黄算起,中华文明具有 六、七千年的光辉历史。它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中华民族其他各民 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在汉化和胡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形成了群体至 上的伦理型文化。中华文化把群体至上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利益应服从 于国家民族利益。在义利、公私、群己关系上,崇尚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大 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人后己”,“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奋不顾身以殉国 家之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 人生信条,极大地凝聚了中华民族,民族的整体利益被整合成中华文化的价值核 心,为个体在爱国主义实践中正确处理民族、君主国家、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多维 价值关系提供了思想依据。中华民族把自己的祖国诠释成群体至上的伦理型文化 实体,这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较,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中华文化崇尚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反对民族压迫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对于来自周边民族的侵扰,总是先以和平方式来化解矛盾,迫不得已,才奋起还 击,这叫做“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在对待周边民族的态度上,反对以血统种族 标准贬低、污辱文化落后的民族,而倡导用宽容的文化标准衡量民族之先进与否。

这种酷爱自由、追求和平的人文情怀,为加强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平等的经 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又为中华民族 维护和发展祖国的根本利益提供了鲜活的精神动力。所以说,“中华”是中华民族 传统祖国观念的灵魂和统帅,是中华民族立足发展的精神依据。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在创造古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祖国观 念。它以“天下”为根本意义和最高尺度,以村社共同体为价值原型和情感纽带, 以多民族国家(“中国”)为政治依托和政治保证,以人伦文化(“中华”)为精神统帅和 思想灵魂。是“天下”之国、乡土之国、政治之国和文化之国的有机统一体。在这 个一体三位的意义结构中,既有明确的价值主体和价值指向,也有深厚的历史根 源感,既有现实的政治依托,也有超现实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底蕴。这就为民族传 统爱国主义的历史展开拓宽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内容,确立了神圣崇高的理想目标, 注入了鲜活充足的精神动力,从而有力推动了传统爱国主义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