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乙小说中的“出走”
论阿乙小说中的“出走” 一、出走概念的界定以及 在文学中的呈现 现代文明最主要的特点，便是人取代了神的地位，成为 真正的占统治地位的高级生物。固有的有形的等级限制被打破，人似乎看到了一 种无形的平等与自由，出走以其人定胜天的假象，无限地放大了人追求自由的欲 望，作为人追逐自由的存在方式，把所谓成功披上了一种名为可能的面纱。出走 作为社会学的概念本是区域之间相互交流进而形成现代文明的渠道，被以人道主 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所关注，进而成为其中的主题之一。二、出走的哀歌:血缘、体制、命运的三重裹挟 现代文明似乎告诉了人们什么是自由: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双 手去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都有这样的权利，任何束缚人自由的规则都是落伍的。
于是，许多人放弃了脚下的土地，放弃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出走，投奔到所谓的 更好的生活中去。)实际上，他们只是放弃了没有选择的安全，投入了有选择的 不确定之中。至于这些不确定所带来的问题，现代文明没有给出回答。城乡、区 域发展差距巨大，大量人口(尤其是年轻人)涌入大城市，小县城和农村丧失劳动 力导致更加凋敝，不少农民甚至毫不眷恋地放弃了(也有不得不放弃的)家乡赖以 生存的土地，跟随社会潮流，到城市谋生。这种社会无意识的影响，让人认为出 走是一种积极向上的选择。而阿乙在他的代表作《模范青年》中给出了一个不同 的观点:出走的悲剧，是由父权、体制、命运三重的裹挟所造成的。
三、出走之后收获的失败是底层生命的荒诞必然 工业文明以强势的姿态碾压了农业文明，现代社会以一种单一的逐利的价 值观，假借自由的外衣，把每个个体裹挟在工业文明的巨轮之下，使得每个人有 意识无意识地、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工业文明本身的掠夺性，使 得本身资源就稀缺的底层生命更加难以对抗外部世界的争夺。许多打工者回到家 乡，连土地也失去了，这意味着原本属于乡土的淳朴消失了。尽管如此，他们(尤 其是年轻人)也并不认为这样的状况很糟糕，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工业文明所谓 的自由。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认为，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是社会经济、政治、 文化等现实状况的辩证反映。文学作品是个人创作的，包含了作家本人的亲验经历和对社会的理解。阿乙的小说，为读者展示了被现代单一价值观异化的底层人 们出走之后更加无可依归的现状。四、结语:阿乙的贡献与问题 阿乙的小说给人 一种惊恐的命运感。他在底层孤独地行走，势要把人生各种宿命的面相剥裂给人 看。他的小说难以看见阳光，就如同他认为生命本身就被一种浓浓的命运感包裹。
本文从《模范青年》出发，从出走的艰难与出走后的失落与失败焦虑与时代现实 的无法调和，出走与爱情的剥裂关系，夹杂中国社会底层个体的宿命性，分析了 阿乙小说的出走。毫无疑问阿乙的小说提出了值得正视的社会现实，无数底层个 体在出走之后陷入了更加无所依归的困境之中。而导致这样状况的，既是因为人 性本身的缺陷，也是因为体制乃至社会转型，两者叠加，使得本就掣肘于底层困 境的个体无法避开命运的悲剧。这是对鲁迅先生所说的即使搬动一张桌子，几乎 要流血的呼应，也是对现当代文学关于出走的主题的延伸。
阿乙在从事作家这一职业以前，在家乡县城当过数年的基层警察，这让他 对底层小人物殊途同归的命运流向有着真切的体会。而曾经作为体制内基层的一 员，阿乙对自身的命运也有着焦灼的失落感，这股失落感化成一只猛兽，撕扯着 每一位读过他文字的读者。但是，阿乙的创作亦有其问题。一味地重复底层个体 的失败难免有千篇一律之感。李洱在对话谈《短篇小说写作的现状与可能》中说 道:优秀的小说写黑暗，伟大的小说写黑暗的启示。;
} l4阿乙的书写还没有达到 启示的程度，或者说，他并不认为书写黑暗的启示是必要的。我觉得一个作者不 一定要成为正义的作者，不一定要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作家并不是说 教的执行者，而应该是一个艺术品的制造者。
但是，优秀的作家应该对社会现实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这种判断应该是 基于现实，又穿透现实，落实在文本时，对现实有着先见性的批判，而不仅仅是 以一种虚无的姿态，还原现实的本身。不停地重复否定存在，会逐渐让作品停留 在此岸，无法到达彼岸的宽度。阿乙的长篇《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是一部在 技法和结构上对加缪的《局外人》致敬的作品，但是与《局外人》所批判的个体 话语权被体制剥夺，生命被体制机器吞噬的不同，《下面》则还是重复灵魂的虚 无和存在的荒诞性，而这种虚无与荒诞性挪移到汉语叙事语境上来，则少了穿透 时代与现实的气质。桦祯在《路途中的中间代作家们》一文中，表示(对阿乙等 青年作家)新作中看不到明显的进步。能从个体内在的命运流向的探索来进行文 学创作，当然是阿乙等青年作家对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丰富和贡献，但是，如何 进一步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则是作家们还需不断思考甚至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