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思政教育的教训探讨|

文革期间思政教育的教训探讨

文革期间思政教育的教训探讨一、文革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文革时期，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指导，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判断失误、把握失当、处理失策，最终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和内容方法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同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野心，大肆宣扬“唯心史观”，鼓吹“突出政治”，意图“踢开党委闹革命”，制造“现代迷信”和“个人崇拜”，大搞“革命大批判”和“假大空形式主义”等，严重歪曲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价值基础和组织基础，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迷失了正确方向，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虽然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但却背离了应有的正确方向，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政治氛围，直接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局性混乱。

1.主要矛盾判断失误，曲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中共八大曾明确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充分表明党在此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需求。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作用又是为党的中心任务所服务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就应该是发动和教育全国人民，利用一切手段和技术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进步，为经济建设服务。然而，随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被彻底否定，直接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被曲解，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变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它要求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去对待一切阶级敌人，充分利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和阵地，大力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了阶级斗争的附庸，指导思想发生了严重偏离。

2.基本矛盾把握失当，异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3]根据这一论断，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后，党的中心工作应该是集中一切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之间不协调的方面，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更加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建立起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和文化价值，从而维护自身统治，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阶级斗争变成了中心工作，一味过分强调对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进行革命，妄想不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能够建设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高楼大厦。这直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丧失了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社会价值，异化成为了阶级斗争的附庸和工具，忽视了其价值主体的生命意义。给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价值取向产生了消极影响，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相背离，与实际生活相脱节，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两张皮”的现象，淡化了其“生命线”的价值意义。

3.两类矛盾处理失策，扭曲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毛泽东曾指出：
“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4]这一论断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间接界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正确的理论基础。然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违背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学说，将人民内部的矛盾上升为阶级、敌我矛盾，提出了所谓的“走资派”理论，在教育内容上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左倾思想代替国情教育、法制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颠倒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教育方法上，把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代替“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错误地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大民主”，使得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空前泛滥，严重玷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正面形象，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价值，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完全错乱。

（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文革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虽然遭受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摧残，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破坏更大，曾一度使思想政治教育处于瘫痪状态。1.宣扬“唯心史观”，篡改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使命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来教育和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然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却别有用心地篡改了相关理论基础，故意混淆物质与意识的概念，颠倒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极力推崇个人崇拜、导演现代迷信，倡导“顶峰”论和“天才”论，宣扬“唯心史观”，从根本上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首先，林彪、江青等人通过大肆渲染“顶峰”论，放大毛泽东的个人威信与地位作用，从而进一步割裂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的一脉相承性，以本本主义、权威主义的理论价值观肢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其次，对毛泽东本人宣扬“天才论”。

我们知道思想来源于社会实践，但林彪、江青等人却否认思想来源于社会实践，大肆宣传毛泽东的“天才论”，一味地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理论基础，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处决于毛泽东的个人思想，片面地将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完全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将毛泽东个人当作终极真理加以顶礼膜拜，认为只要充分迷信伟人，所有的思想问题都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矢口否认思想来源于社会实践。总之，林彪、江青等人宣扬的“唯心史观”从理论上篡改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基础，毒害了大批革命志士和青年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严重影响。

2.鼓吹“突出政治”，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基础。恩格斯曾指出：“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5]这深刻地揭示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基础和理论指南。在建国初期，我党就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要与各项经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其主要职责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引导经济业务工作的正确方向，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价值。但林彪、江青等人却别有用心地篡改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价值基础，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突出政治”，严重歪曲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业务工作的关系，片面夸大政治的作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作用予以重新定义，鼓吹思想政治工作高于一切经济业务工作，最终造成生产停滞不前、损伤惨重，严重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基础。林彪曾先后四次在大型公开会议上强调要“突出政治”，片面夸大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反复强调政治工作是“精神原子弹”，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便迎刃而解了。“政治工作一通百通”、“政治工作大于一切”、“政治工作高于一切”等言论严重冲击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经济业务工作的关系，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凭空设想讲空话、脱离实际讲大话等不良倾向，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财政收入等领域，致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思想政治教育不但没有成为经济建设的坚强保证、精神支柱，反而成为了搞乱经济、政治、文化的罪魁祸首，极度消弱了自身的价值基础。

3.意图“踢开党委闹革命”，破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基础。坚持党的领导是思想政治教育保证正确航向的组织保证。但在文革期间，林彪、江青等人却乘机利用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大力支持和赞赏，大肆煽动“无政府主义”，意图 “踢开党委闹革命”，妄想取消党的领导，实行以帮代党，严重破坏了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致使思想政治教育中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被破坏殆尽，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功能被取消，无政府主义的红卫兵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一度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基础和制度保障陷入瘫痪与半瘫痪状态。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取消党领导的同时，还实行“以派性取代党性”的组织策略，不断地分裂党和军队、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造成了党组织严重不纯、党内生活十分混乱。

为了达到安排自己人到关键岗位的目的，林彪等人以重新建党为理由，大搞“吐故纳新”，不断地在各级党组织重要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巩固自身势力。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等人同样地出于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目的，不断地在各级党组织培植自己的帮派势力，将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不良分子和帮派子弟突击发展入党，破格提干，用以对付和攻击组织中的老干部，散布非主流宗派主义思想，直接导致新老干部宗派矛盾急剧恶化，致使组织内部党员思想严重不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基础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二、文革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训文革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它以惨重的代价唤醒了人们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健康发展的反思。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反思文革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与教训时，必须以史为鉴，化教训为动力，为开创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做出积极贡献。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正确方向的基本前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党制定大政方针的指导思想，同时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应而生。无数次的社会实践证明，当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得好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就会发展，生产力就会提高；
反之，经济就会停滞不前，生产力就会受到阻碍。因此，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还必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目标与任务，从根本上、源头上、全局上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防止其误入歧途。文革中思想政治教育所遭受的严重挫折从根本上来说是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忽略了政治与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不搞经济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了阶级斗争的附庸和工具，背离了正确的目标与方向，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全局性的失误。江泽民曾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6]这充分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才能有力地回答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才能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加强对人们各种错误思潮的引导，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战斗力，才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

（二）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是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正确内容和方法的基本手段理论只有被实践所运用，才能发挥它的价值与作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必须能够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主要矛盾，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体现其价值。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党的中心工作应该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是为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服务的，因此，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起利用一切阵地和手段教育和动员全国人民集中智慧和力量发展生产力，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而不应当把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作为自身的基本内容。从矛盾的性质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既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又存在人民群众内部之间的相互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需要我们区分对待，不同的矛盾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像林彪、江青等人那样颠倒黑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采取像对付阶级敌人那样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大批大斗”等，其最终结果必然会误伤到自己的同志，让自己的同志寒心，同时也会给混进党内的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为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服务时，要正确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必须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区分对待，对阶级敌人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的方法，而对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法，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正确性。

（三）协调好政治与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的关系是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正确价值取向的基本策略江泽民曾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7]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正面引导与激励，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又必须深入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为经济和业务工作服务，充分体现自身价值，让人们感受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存在，从而获得相应的认可。因此，经济越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价值就越高，但同时，又必须看到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有限性，决不能像林彪、江青等人那样把思想政治教育抬高到能够“冲击一切”的地位。从表象看，林彪、江青等人通过宣扬“唯心史观”、鼓吹“突出政治”、意图“踢开党委闹革命”等手段凸显思想政治工作高于一切工作的重要性，但从实质看，他们却使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相对立，导致思想政治工作与实践相脱节，变得虚伪化和庸俗化。虚伪的思想政治教育将直接导致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动摇，进而对党的基本路线、服务宗旨、方针政策产生怀疑，对党的领导失去信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发挥其“生命线”的作用，努力协调好与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保证党对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绝对领导，保证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有序进行，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避免“两张皮”恶性局面的形成。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坚持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处理好社会的主要矛盾，协调好政治与经济及其他业务工作的关系，它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价值，才能在时代变迁的宏大历程中不断演绎出其“生命线”的丰富内涵。

作者：肖述剑工作单位：湖北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