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0年，我国经济学界对国际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继续进行研究与探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投资问题，国际贸易壁垒问题等。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贸易壁垒
2010年，世界经济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开始出现缓慢复苏迹象，步人后危机时期。在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还在继续扩散与深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世界贸易萎缩，并由此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国际贸易壁垒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中国首先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恢复快速增长势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引发了人们对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固然对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很大，但同时也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国内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很多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的观点。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
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研究方面，韦建桦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说，此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有关资料显示，近三十年来，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357：1；美国普通劳动者的家庭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人的收入却增加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的家庭财富增加了7倍。如果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那么金融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从表面上看，危机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事实上是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结果造成大规模的负债消费。这实质上仍然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川丁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而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随着美国金融产品泡沫的破灭，原已存在的生产过剩危机必然暴露出来。因为金融衍生品是可以相对独立运动的虚拟产品，它会使由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所导致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在金融泡沫的面纱掩盖下被深深地隐藏起来，还表现出经济繁荣的假象。这次金融危机就是金融泡沫破灭的结果，金融泡沫破灭，生产过剩的真相就显露出来。12周新城指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大多数西方学者决不会对危机从本质上进行科学的研究，他们可以对监管不力、过度投机、金融衍生品过多甚至华尔街的贪婪进行谴责，但不会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白暴力等认为，本次危机的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社会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约束下的消费支出过度；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必然导致社会供求的根本对立，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
在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的研究上，陈雨露等指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此外，陈雨露还认为，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刘诗白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新形式。金融垄断资本主推的经济过度金融化与虚拟化，特别是“有毒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引进，使美国金融结构畸形化和金融体系风险增大，并导致这场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过度金融化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制度性的生产能力过剩。”’杨继国认为，导致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在经济周期、收入分配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季小立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杨文进认为，美国经济危机是其新长波运行到顶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现的一次调整。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昌忠泽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赵奉军等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从而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二、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薛小峰等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但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新型贸易壁垒。王建认为，今后的国际经济环境将更加复杂，可能会陷入长期萧条、通货膨胀与世界贸易萎缩的交织局面。由于美国的庞大的“有毒”资产没有得到处理，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不是通力合作，而是矛盾激化，
世界经济在未来3年有极大的再度探底的可能性，并且可能长期走不出萧条阴影。在经济萧条下，各国政府不敢轻易退出刺激方案，低利率就会长期化，而由于货币供给过多则迟早会导致严重通胀。另外，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负债能力长期难以恢复，美国的进口将长期难以振兴。在欧洲，欧盟各国为控制债务增长必须大幅度压缩财政赤字，结果会导致进口显著萎缩，世界贸易也会在未来陷入长期萎缩。李杰豪等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这是今后国际经济环境将会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陈凤英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尸甄炳禧认为，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主要变化在于，“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
卫兴华等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带来一些变数。一是在经济思想上，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将走向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会受到进一步重视，世界各国将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的调节，金融监管将进一步加强。三是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其经济的运行和原有生产形式将发生变革。四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出口需求萎缩的局面。毕吉耀等认为，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出现的变化将是：世界经济将逐步走出衰退，但复苏历程不会一帆风顺；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国际贸易投资将再趋活跃，但会受到保护主义的干扰；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问题更加突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增大；新兴经济体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孕育新变化，但美元主导地位难以改变。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有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张兰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的集中表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通过货币竞争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来克服无约束的信用本位的弊端。李稻葵等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曹勇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发行规模和使用范围，是现实条件下能被各国接受的可行方案。
另有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袁志刚等认为，长期来看，美元衰弱的趋势不可阻挡，但目前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短期内美元的坚挺对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贸然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只能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混乱。熊爱宗等认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利于其稳定性的提高，但这依赖于国际货币地位的对称性。欧元相比美元实力仍有差距。同时，二者还没有展开实质意义上的竞争，这制约了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效应的发挥。李晓等认为，处于美元霸权影响下的东亚地区在储备货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和贸易结构调整方面面临许多困难，使其短期内难以放弃对美元体制的依附和支持。因此，现阶段东亚地区尚不具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未来突破困境的可行路径是，通过加强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渐进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进而削弱美元霸权。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至关重要。张向军认为，构建一个稳定的超主权货币体系需要建立超主权机构。欧元的实践表明，超主权机构优于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外部纪律约束。欧元区的困境同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单一货币联盟只能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应定位于解决美元主导体系下的缺陷，同时强化美国参与改革的意愿，中期可通过发展区域货币联盟强化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为建立全球单一货币联盟创造条件。
(二)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
刘元春等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一是作为主权分离的共同货币区，欧元区缺乏应对国际性大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二是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经济的整合不仅没有产生内生性的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李稻葵等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本质上是局部的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而并非发达国家的全面的主权债务危机。陈艺云等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与深化，而国际投机者的推波助澜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此外，经济结构失衡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欧元区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根源。陈玉梅等认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支出的过度扩张。政府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解决经济危机时，政府担保和直接支出的负担会相应加重。当政府的财力或承受力无法支撑时，主权债务危机就发生了。徐明棋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属于南欧国家寅吃卯粮所导致的财政危机，但由于欧元区在制度和运行机制上存在缺陷，使债务危机演变成欧元的信任危机。
(三)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
贺力平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会产生一系列影响：将对欧元作为地区统一货币的可持续性提出挑战；可能促使欧元区外延性发展进程节奏放缓；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将使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继续走低。郑联盛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使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资本流动更加扑朔迷离。一方面，债务问题将影响市场预期进而加大市场波动幅度，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将扩大，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将加大，大宗商品和原油价格将更加不确定。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紊乱。国际资本频繁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来回流动，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波动，新兴市场受到的影响将更大。刘惠萍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将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可能使欧元区政府为寻找经济增长点而实施更为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就会对中国的对欧出口造成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欧元汇率的走低将影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调整。
(四)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教训和启示
贺力平认为，任何经历了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都需要将政策重点转向金融风险的防范上，转向结构调整和累积问题的解决上；缺少统一财政纪律的区域货币区的运行具有内生风险，而援助体制则可能伴随显著的道德风险。陈玉梅认为，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具有以下启示作用：第一，控制和监管流动性过剩问题以防止资产泡沫。第二，控制政府财政赤字规模，减少内外债务负担。第三，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第四，发生危机时要救助得当。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应将防范主权债务危机视为一个长期问题，提高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灵活性与应变性。
四、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风险
刘考场等认为，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规模、充分的外汇储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人民币稳定的汇率为其国际化提供了较好的市场环境；我国技术导向转型、企业“走出去”战略和海外投资需求对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时代要求。李萍等认为，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许多措施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经与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签署了一定数额和一定期限的双边本币互换；加快了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试点工作；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加速，同时允许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简化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制度等。
宗良等认为，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以下难题：跨境贸易结算还需进一步完善制度安排；在资本输出中人民币使用不足；资本市场还没有被充分利用。李萍等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很漫长且充满困难。第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宏观重视较多，微观机制尤其是私人部门参与机制重视比较少。第二，中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且未完全开放，人民币尚缺乏投资渠道，还未形成人民币金融产品市场。第三，监管机构在资本流动管理上的经验和能力也未充分，限制了中国在短期内全面开放资本项目和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可能性。张云等认为，当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是国际收支的金融项目放开，尤其是人民币债券市场必须是放开的，而债券市场的活跃及其对外开放将使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风险。
(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
陈卫东等认为，外汇储备增加不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充分条件，只有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实力、加快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才能加快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高海红认为，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可在早期阶段鼓励跨境贸易和金融交易以人民币计价；在中长期阶段，人民币的区域范围使用应日益覆盖中国的邻国或者更多的区域。王桤伦等认为，借鉴美元、欧元、日元三大货币国际化发展规律，结合人民币自身特点，在地域扩张上，应采取由周边向全球推进的战略选择，遵循“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三步走”战略；在货币职能上，遵循“人民币结算货币→人民币投资货币→人民币储备货币”的“三步走”战略。
五、人民币汇率问题
(一)人民币是否应升值
秦朵等认为，以往关于人民币失衡的研究结论虽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大多高估了人民币失衡的幅度。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从实际有效汇率看，目前人民币并不存在低估。因此，人民币升值绝非纠正全球贸易失衡的可行手段。胡玫等认为，要求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出于政治诉求，而非经济层面的考虑。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同时，人民币升值也不是解决美国就业问题的“金钥匙”。即使人民币被低估，一次性升值也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不同货币间的汇率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仅从购买力平价看汇率，没有考虑到两国的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民众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实际并不严谨。梁艳芬认为，人民币是否升值一方面取决于外部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基本做法和规律，屈服于外界压力而升值是不可能的。但从短期来说，采取一些措施，也可适当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有的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周宇认为，短期而言，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有限，但从长期看，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接近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将会显露出来，这些负面影响将会过早中断中国经济崛起的进程。李继峰等认为，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对GDP影响不大，但对出口贸易影响显著，进而影响到出口导向型行业中的就业需求；不同的升值方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同，阶梯性升值调整优于一次性升值。张庆君认为，在长期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将产生一定影响，但由于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性及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出口商品结构特征和优势，使这种传递和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及其波动性的动态变化对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产生了较显著的影响。王孝成认为，长期而言，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将促进中国就业，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则会抑制就业。在短期内，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就业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甚至会出现与长期关系相反的现象。
有的学者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积极影响。黄海洲认为，人民币适度升值对中国本身有利，可增加货币政策灵活性，发展金融市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有利于处理通胀与汇率两者之间的平衡。胡玫等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如下好处：第一，如果人民币能够一次升值到位，将有利于降低因热钱流人所催生的资产泡沫所带来的风险。第二，人民币升值将减少出口、增加进口，有利于中国削减贸易顺差，调整外部失衡。第三，人民币升值虽然会对出口企业产生影响，但这将有利于促进资源的重新配置，并使我国产业结构得以升级。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
梁艳芬认为，人民币汇率改革首先应尽量减少对宏观经济短期内的负面冲击；其次要借鉴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经验，尽量避免汇率升值后的不利影响。从技术层面，对于目前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上存在的缺陷，如波动区间窄、缺乏弹性等进行汇率改革是可行的。丁志杰等认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核心是去美元化，摆脱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依赖。有必要转向对称地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即借用一篮子货币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并实现汇率向均衡水平的调整，最终走向真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张斌认为，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应一次性升值10％，一次性升值后的人民币汇率保持年波动率上下3％的自由浮动区间。他认为，这种折中方案最能兼顾长短期利益，一方面有利于遏制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投资资本冲击；另一方面能使汇率调整造成的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被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六、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投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刘渝琳等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人能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还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陸变量。CD)傅元海等认为，FDI的大量流人不仅推动了东道国经济增长，而且通过技术溢出影响了经济增长方式。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竞爭效应、联系效应是FDI溢出效应最主要的几种途径。在FDI的不同技术溢出条件下，本地企业采取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对本地企业不同层面技术的进步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李艳丽认为，FDI对整体国内投资产生子挤出效应，对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产生了微弱的挤出效应、显著的挤入效应及严重的挤出效应；以北美洲为资金来源的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最为显著，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仅次之，而来自其他地区的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不大。
(二)我国优化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刘志雄认为，在保持用于产品生产的资本一定的条件下，将引进的外资更多地运用于国内基础设施的积累，有利于产出的进一步增加。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可更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刘庆琳等认为，专利保护状况不仅是吸引外资流人的重要法律保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手段。聂名华认为，完善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管理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合理引导外资的地区流向，逐步优化外资的区域结构。二是合理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政策，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三是充分发挥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增强本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四是合理调整外资的优惠政策，加大对外资企业的监管力度。五是防止外商投资中的垄断倾向，对污染环境的现象强化监管。
(三)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机遇
刘主光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对外投资面临重要机遇：西方国家在部分行业降低投资进入的壁垒；人民币升值加速，降低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本，增强了并购的能力；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支持力度。李一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海外投资带来了难得机遇：国际金融危机使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我国充裕的外汇储备为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了基础条件；国际市场的资金需求旺盛；国际社会合作需求提供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有利政治环境；对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一个选择。
(四)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李一文认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以下几方面挑战：缺乏具有跨国经营能力的人才；“中国威胁论”所造成的政治障碍；跨国投资的潜在风险；风险驾驭能力受到更大挑战。张琦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管理风险和财务风险等方面。政治风险包括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民族主义风险、东道国政策变动风险、恐怖主义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等；而管理风险则包括企业效率风险、跨文化风险等。白远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出现了新的风险：一是利益格局变化带来的风险。国家、企业和个人为获取经济利益的较量也是风险产生的根源。二是主要经济体金融不稳定与经济发展逆转带来的风险。三是金融开放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四是针对主权财富基金掀起的“金融保护主义”风险。五是对“中国美元”的抵制与担忧。
(五)中国对外投资应采取的对策
李一文认为，中国对外投资可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利用一些国家放松外来投资限制的契机，重点投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优化政策环境，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服务和监管体系；谨慎实施“海外抄底”；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潘益兴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根据不同经营结构，采用多样化的组织方式；要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合理调整产业布局；要发挥多种区位优势，扩大海外投资覆盖范围。白远认为，企业对外投资首先要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相结合。其次，中国企业在进入东道国的方式上可采取更为策略的做法，不要急于求成。再次，作为政府推行“走出去”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国有企业会更多地面对行政命令式的以及为了政绩而对外投资的选择，对由此所导致的后果和风险应有充分的考虑。最后，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过程，这要求企业要注重长期与东道国各界打交道。
七、国际贸易壁垒问题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壁垒
程大为认为，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措施的新特点有：保护领域拓展到环境保护、劳动力雇佣、投资政策等多方面；发起者从以企业为主拓展到政府与其他主体共同参与；“针锋相对”类直接对抗性案件增多；“贸易偏转”类保护性措施增多；以产业发展为着眼点的保护性措施增多。门”何茵等认为，在WTO框架下，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的运用日益困难。危机来临之时，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的贸易救济措施易被滥用，以致成为一种相对较为隐蔽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手段。王粤等认为，后危机时期，针对我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也迅速增加。在我国当前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中，“绿色”贸易壁垒占很大比重。“绿色”贸易壁垒主要体现在：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志、绿色标准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和绿色补贴等。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新型“绿色”贸易壁垒，“碳关税”即为其中一种。陆燕认为，后危机时期，从贸易保护实践看，发达国家更青睐于采取出口补贴和相应支持措施，对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救助，如美国、欧盟恢复提供奶制品出口补贴；而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措施种类较多，包括出口补贴和相应支持措施、提高进口关税、实施进口禁令、实施非关税措施等。
(二)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程大为认为，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既需要建立长效对应机制，也需要快速反应机制。长效对应机制适用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博弈；快速反应机制则要针锋相对地限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产生警示、威胁的效果。而在快速反应机制中，针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制”应该居于重要地位。马光明认为，当前中国在贸易顺差增长趋势、顺差调节效果、产出和出口的世界地位、货币升值趋势、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等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具有较高相似性，货币环境和经济基本面则更为优越，存在通过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应对贸易保护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我国短期和中期内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途径。薛荣久等认为，中国应从目前的自由贸易政策转向协调管理型的自由贸易政策，把被动的自由贸易政策转变成主动的自由贸易政策，把WTO主导的自由贸易政策引向有序化，促进世界贸易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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