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合同行为的效力——兼评《合同法》第三章（四）
略论合同行为的效力——兼评《合同法》第三章（四） 六、可撤销合同 1.《合同法》之规定 《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合同主要有五类：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在 订立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 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54条）。可撤销合同须经撤销，始溯及地无效。而撤 销权之除斥期间是，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合同 法》第55条（1项）。而《民法通则》中无有规定。《意见》第73条第2款规定， 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 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2.《合同法》规定之利弊 在《合同法》生效之前，依《民法通则》第58条1款3项之规定因受诈 欺、胁迫而为之法律行为无效，合同行为亦然，故无适用《意见》第73条之余地。
至于重大误解而为之法律行为，因撤销权人认识上、表示方法上及动机上有错误， 往往不自知意思与表示不一致而订立合同，故虽然有撤销制度以为救济，但由于 要从行为成立时起算，为时过短，难收其效。
现在，对合同行为依《合同法》第55条，受诈欺而订立合同之当事人， 因重大误解而订立合同之当事人，皆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起一年内行使 撤销权，较《意见》73条之规定，有很大进步，权利人的地位益形加强了。但对 于受诈欺或因重大误解而为之单方行为，因合同法无以适用，故仍一如既往，要 适用《意见》第73条，从而呈现出二元悖离之状态，仍有待于对《民法通则》之 修正，来加以解决。
再者，受胁迫而为之单方行为，亦无《合同法》之适用，仍应按照《民 法通则》58条1款3项，认其无效，无所谓除斥期间；
但受胁迫而订立合同时，只 要不是损害国家利益，其效力非为无效，而仅可撤销（《合同法》54条2款，52 条1项）。此际，自应适用《合同法》55条1 项有关除斥期间之规定，但与受诈 欺或重大误解不同的是，受胁迫之人对撤销事由，于行为之时，无有不知者。
（注：即使通过代理人订约，而代理人受胁迫时，亦然。德国民法第166条曰， 意思表示的法律上效力，因意思欠缺，或明知或可得而知其事情而受影响时，其事实之有无，不应就本人方面而应就代理人方面判断之。我民虽无规定，似亦应 为相同之解释。）然若胁迫之事由持续存在，受胁迫之人虽在法律上有撤销之权 利，但实际上终无行使之可能，而令除斥期间自其时开始，则不平殊甚。抑且， 为胁迫之人于此法制下，难免心存侥幸，尽其所能，为持续之胁迫，则55条之规 定，岂不徒托空言！德国民法第124条明定， 除斥期间“于胁迫情形，自胁迫终 止之时起算。”台湾民法第93条亦同。（注：立法者既操权柄在手，自当慎重。
复言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法例，何故此等一索即得之事，而不能为之？致 人民权利，危如累卵，实足令习法之人心寒。）望司法解释能考虑及之。
3.关于可撤销行为之性质 《合同法》56条规定，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民法通 则》59条2款规定：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开始起无效。
关于可撤销行为之性质， 学说上有争论。梁慧星先生原先认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既不同于有效的民事行 为，也不同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却又既有变成有效的民事行为的可能，也有变成 无效的民事行为的可能，是处在有效无效不确定的状态，性质上属于效力未定。” （注：梁慧星：《民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撤销权的 存在当然障碍了法律效力的发生。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并不受民事行为的约束…… 实际上，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仅对无撤销权一方有约束力……”。（注：梁慧星：
《民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依《民法通则》59条之反面解释，可撤销行为于撤销前则属有 效。（注：孙亚明：《民法通则要论》，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其次，法律行为，作为民事主体意思自治之工具，无不有其效力问题。
故一经成立，或可生法律行为之效力，或不生法律行为之效力，此即效力存在与 否之问题；
此外尚有效力确定与否之问题，一方面，生法律行为之效力者，就中 其状态能持续者，即为“有效的法律行为”，其效力状态能否持续，一定期间内， 尚不确定者，谓之“可撤销之法律行为”；
另一方面，不生法律行为之效力者，其 确然不能生法律行为之效力者，谓之“无效的法律行为”，其非确然不能生法律行 为之效力者，谓之“效力未定之法律行为”。可撤销之行为，初时有效，唯可得除 去其效力，法律上有撤销权应之。效力未定之行为，初时无效，唯可得变为有效， 故法律上有追认权济之。若谓“可撤销行为性质上属于效力未定”，则撤销权之行 使，究竟要除去什么呢？既未生效力，撤销权必失其作用之客体。故可撤销行为 与效力未定行为，观念上应严予区别。（注：梁慧星先生一方面已抛弃“可撤销 行为性质上属于效力未定”的提法，另一方面又以之为“效力不完全”，坚持“可撤销行为仅对无撤销权一方有约束力。”（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 年版，第194页）） 第三，德意志学理上对可撤销行为作这样的分析：法律行为一方面暂 时有效，另一方面绝对无效处于暂时停止状态（schwebend）。
无效的发动取决 于享有撤销权人的意思。中止法律状态这个概念在德意志法上占重要地位。撤销 权是典型的形成行为，引起某一法律状态追溯既往性的消灭。（注：沈达明、梁 仁洁：《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第四，我民法规定可撤销行为，不为撤销而仅请求变更亦可。若初时 即不生效，嗣后即无变更之可言，而纯为创设了。变更者，非无中生有，而是从 一种效力变为另一种效力之意，故必以法律行为已生效力为前提。
第五，这种观点不能正确解释现实中的各种法律现象，而且会有害于 交易安全。若撤销权“当然”障碍了法律效力的发生，那么又怎会出现对一方有约 束力，而对另一方面无约束力的后果？约束力本身又为何物？法律行为固然有一 部无效，一部有效的情形，但即便在一部无效时，也是就此一部分对所有当事人 皆不生法律行为之效力；
若一部有效，也是就此一部分对所有当事人皆生法律行 为之效力，不可能将一行为之效力人为地截成二段！按这种观点，广告人因错误 而为悬赏广告，固得撤销之，然撤销之前，他自己可以不受约束，而依广告完成 行为之人倒要受约束，这显然不合理。再如，一买卖合同中，卖方甲有重大误解， 固有撤销权，买方乙为相对人，无撤销权。若该合同只对乙生效，有约束力，岂 不意味着乙应支付价金，甲却无须移转财产所有权，而可坐收渔利，又非为不当 得利了吗？甲本因疏忽而有误解，乙却反蒙其害，即持此论者亦必不能同意。
第六，认可撤销行为性质为暂时有效，并不会导致撤销和解除之混淆。
盖撤销者，法律行为之撤销也，单方行为、双方行为皆有适用；
解除者，契约之 解除也，惟有效契约有其适用。作成法律行为之意思表示有瑕疵，始生撤销权；
契约解除权之发生，则以相对人不履行契约达到一定程度为条件。且法律行为一 经撤销，则自始无法律约束力，只溯及地否定其效力，在法律上其“成立”之事实 仍予肯定；
而契约一旦解除，则视该契约自始为不存在，非特否定其效力，而且 在法律上否定其“成立”之事实。惟其如此，在撤销时，可生不当得利问题，在解 除时，则能发生回复原状之问题。
4.关于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之法律后果《合同法》颁布以前，《民法通则》第61条是有关于合同行为无效或 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的基本规范。该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 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 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 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 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通则》第61条系仿自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 16条（1993年9月2日修正后，该条一仍其旧）。1981年时，中国民法上尚无规范 侵权行为、不当得利之一般性规定。然1986年《民法通则》第106条2款确立了一 般侵权行为的规定，第92条确立了统一的不当得利的规定，遗憾的是，《民法通 则》第61条仍简单照搬《经济合同法》第16条，致使《民法通则》第61条与第106 条2款、92条有相当部份是重合的，实践中也产生矛盾（如企业拆借案）（注：
拆借案，见人民法院报98年4月15日3版。）因而亟待于进一步整合（见下图）：
《民法通则》第61条的效力重复之规定 §61的效力 重复之规定 而《合同法》58、59两条，与民法通则61条，虽文字上略有修改，但 对法律后果之表述上反而不如《民法通则》之规定较易识别。而《民法通则》61 条所存在的问题，也为《合同法》所“继承”。此一问题拟另文详述，兹从略。
张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