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探讨论文]论文核心期刊

核心期刊探讨论文

核心期刊探讨论文【内容提要】核心期刊被作为学术评价的重要工具，目前已成为广大学术界中人人无法回避的话题或问题，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核心期刊进行全面的检讨，同时认为图书情报界对此应进行深刻地反思。

【摘要题】理论探索【关键词】核心期刊/图书情报学/学术批评自《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一版1992年出版以来，“核心期刊”开始由图书情报界部分人员的研究兴趣慢慢演变为学术界中一个人人无法回避的共同话题或问题。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一些重要大学将核心期刊作为学术评价的重要工具，在职称评聘、培养硕博、申报课题、评奖晋级等广泛使用 “核心期刊”，一时间“核心期刊”占尽学界风光，举凡媒体上有关各类高校、学科、学者的介绍无一不提及。与此同时，图书情报学以外的学术界对核心期刊的质疑和对核心期刊作为学术评价工具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学术发展的危害的批评也开始出现，近几年来，这些声音越来越大，几成声讨控诉之势。作为始作俑者的图书情报界，我们必须认真面对来自学术界的各种声音，从维护学术尊严、促进学术发展的角度认真思考这一问题。

1“核心期刊”目前所处的境地 1.1图书情报界：乐此不疲自1992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一版）出版以来，图书情报界的专业期刊上出现了大量研究核心期刊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是根据文献计量学的原理研究得出某一学科的期刊，其中尤以研究本学科（图书情报学）的居多。这些研究不能说都没有价值，但其中确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只是某种文献计量方法的简单推用，或者得出的结论都是些人所共知的东西。特别是有些作者用完全同样的研究方法为好几种期刊作个案研究，或过几年又来一次，这种文章基本上只是为了迎合被研究期刊的需要或满足作者的发表欲。近几年，学术界对核心期刊多有质疑（其中也包括对图书情报学研究人员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的质疑），而图书情报界对此好像无动于衷，甚至有人提出要制定全国统一的核心期刊。

1.2科研、人事管理部门：广泛采用目前在学界有影响的几种核心期刊目录都是图书情报学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最初的目的是为图书馆选择期刊作参考依据，同时也反映出图书情报界积极为用户做好学术服务的主观意愿和努力。在这个阶段，核心期刊对图书情报部门的期刊建设和学术服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凭借某一图书情报机构或图情工作人员的能力和水平，根本无法把握对各种学科学术期刊的取舍，而来自科研人员的需求信息又往往容易偏科以致影响学术期刊建设的整体性，核心期刊目录为图书情报部门提供了一份学科完整系统的参考资料，有较好的参考作用或适用性。

从最初的研究目的来看，核心期刊的研究者并没有过多地强调它的评价作用。但是“核心期刊”的研制第一次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将期刊划分出等级，无意之中成了对以往以主办单位级别定期刊等级方式的一个反动，这很快地被一些入选期刊的主办者注意到，他们开始在刊物封面醒目处标上全国或国家级“核心期刊” 字样。从此，“核心期刊”成了期刊界的一块金字招牌，除一些传统的权威期刊外，绝大部分入选核心期刊目录的期刊都在封面上作了标记。核心期刊无意之中在期刊界搅动了“一池春水”，但令核心期刊研究者没想到的是，最早对核心期刊提出激烈批评的就有来自核心期刊的编辑。[1] 核心期刊被广泛引入期刊界后，影响急速扩大，并迅速蔓延至学术界和管理层。近5年来，很多高校在制定科研奖励、职称评聘、培养硕博、人才引进等政策规定时，都把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一个重要的甚至必要的条件。以致发生了武汉大学某博导因学校不授予其弟子博士学位（理由是该生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未达到学校要求）愤而辞去博导的事件。笔者所在的省人事厅 2002年的职称文件对要求晋升职称者明确提出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要求。

如今，核心期刊差不多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准或制度。

1.3学术界：猛烈抨击核心期刊的概念进入期刊界后，就有期刊编辑者对划定核心期刊的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但并未在期刊界和学界引起太大反响。及至进入学术界和管理层后，引起一系列事关学术评价和人事管理的纷争，于是参与批评的学者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学术权威，而为核心期刊叫好的几乎没有。在管理层，核心期刊正大行其道；
在学术界，核心期刊却差不多成了过街老鼠。代表性的观点或批评有以下几种。

1.3.1不能仅以是否刊载“核心期刊”定论文的优劣龚书铎教授认为，以所谓核心期刊衡量论文质量的评估办法需要改进。实际上，任何一种刊物所发表的文章都有好坏优劣之分，现在却统一以刊论奖，很不合理，也不科学。有些师院、师专的学报也刊发了不少好文章，而所谓核心期刊的文章并不见得篇篇都是佳作。核心期刊之说，原是北大图书馆为收藏图书资料定的，是否科学本身即成问题；
从现在的情况看，问题大得很。[2] 1.3.2核心期刊是否具有权威性值得怀疑任东来教授认为，在核心期刊的筛选和确定工程中，虽然大都利用了定性的专家评价法，但正如核心期刊的倡导者自己所承认的那样，“问题是参与评价的专家数量较少、专家评价方式单一”。在一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似乎可以明确地讲，没有比专家的判断更为有效和直接的确定方法。其他的筛选方法如引文分析、文摘法实际上仍然是间接地反映着专家的意见。一个基本的常识是，离开了核心作者，就不可能有核心期刊，核心作者是谁，当然是各个领域中最活跃的专家。缺少专家的直接和积极的参与，光凭期刊情报界和社科管理部门的参与，很可能是缘木求鱼，水中捞月，很难建立真正权威和有价值的核心期刊体系。

学界、特别是拥有权力的人文社科研究的管理部门，忽视了核心期刊在论文评估方面的重大缺陷，过分热衷于确定各自的核心期刊，可以说是患上了一种 “核心期刊幼稚病”。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等机构，依靠国家各个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巨额资助，积极争夺人文社科核心期刊评定的“话语权”，分割这块令人羡慕的“大蛋糕”时，最早利用核心期刊以及引文索引进行所谓“学术榜”排名的科技情报界，已经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不仅不再迷信核心期刊，甚至对与核心期刊互为表里的引文索引评估法，也提出质疑。一般认为，由于人为因素较少，在论文评估方面，引文索引评估法比核心期刊略胜不止一筹。即使这样，它也存在着种种无法克服的局限。

为此，2002年夏，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合理利用科学引文索引(SCI)在科研评价方面的作用，强调科研评价要严格区分政府评价与学术界自我评价，取消政府导向的SCI排名，突出学术界的评价。[3] 1.3.3对核心期刊研制者的水平和资格提出质疑淮茗先生著文怀疑制订核心刊物者是否是学界中人，是否有制订核心刊物的资格。他认为，有些核心刊物名单上所列的学术刊物早已停刊，这足以说明那些制订核心刊物名录者根本不了解学术动态，滥竽充数，此外，学校有关管理部门也难逃官僚作风之咎。近些年各类学术期刊变动较大，不光是存在刊物创刊、停刊的问题，就是学术水准的高下，各家期刊因各种情况的促进或限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核心刊物自然也需要不时地进行调整。对于那些制订核心刊物者来讲，及时了解和掌握各学术刊物的状况应该说是最起码的要求。一些已经停刊数年的学术刊物竟然数年来一直在高等学府被用来评估教师们的科研水平，数年来没有人指出，也没人进行及时更正，这近乎黑色幽默，但却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更为荒唐的是，有些学校核心刊物名单上所列的一些刊物根本不是学术性刊物，只是一般的文化生活类刊物，从不刊载学术论文。大略翻翻这些杂志甚至是仅仅看一眼其花哨的封面都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份学术刊物，但有些学校却竟然将其作为级别很高的核心刊物来对待。核心刊物的制订者们竟至于连刊物的存在与否都不知道，连学术刊物和非学术刊物都分不出，闹出天大的笑话后也没有人指出并进行改正，这也实在是太离谱了。[4] 1.3.4核心期刊助生学术霸权核心期刊人为性的优越地位，为学术霸权的滋生培育了温床，正是源自核心期刊的人为性等级排列，确立了某些期刊在相应学科的霸主地位，同时也形成了话语控制权乃至话语霸权。也正是具有学科霸主地位的核心期刊控制了该学科的话语评价权，使各种非主流的话语形式都难以获得展示的机会，更不用说基本的认可。显然，这对学术研究的自由氛围是一种破坏，对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是严重的阻碍。特别是，对于一些传统惯性大、发展严重迟缓的学科，核心期刊是一大保护伞，使这些学科原有的迟滞性、惰性不但继续保持下去，而且还具有学术管理制度所认可的正统地位。[5] 1.3.5核心期刊不适宜用来评价科研成果许多单位将“核心期刊”概念引进评价体系。这种作法对提高我国学术期刊质量，促进更多国内期刊进入《SCI》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核心期刊”概念来自于图书馆系统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总览》。

《中文核心期刊总览》是依据学术期刊的载文量、文摘量和引文量编制而成的，它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如何在大量期刊中选择富有价值的期刊这一问题，而并非为出于科研成果评价的需要。因而将其引入成果评价和职称评定的标准必定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于是，一些单位的管理机构开始以此为基础设定自己的核心期刊，但是，这种设定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比如，将一些与自己有关系的期刊定为本单位的核心期刊，从而在评价中占有先天的优势，等等，这使得评价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1.3.6“核心期刊”论对学术期刊编辑工作造成严重危害周祥森先生认为“核心期刊”论对编辑人员正常的编辑工作、主编办刊理念的顺利实施，造成了严重的干扰性影响。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严重制约了主编年度选题计划的实施；
严重障碍了编辑人员主体性作用的正常发挥；
造成了同类刊物之间稿件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匀状态，也造成了大量高质量稿件的无谓积压，影响了优秀学术成果的及时发布；
影响了编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编辑人员与作者的正常关系；
无谓地耗散了学术期刊编辑人员的时间、精力；
严重影响了学术期刊板块的主题结构和专栏特色的体现。[6] 1.3.7核心期刊论还使得以图书方式出版和在报纸上发表的原创性学术论文无法进入评价体系我们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由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史》、《文艺论丛》、《美学》等在当时的学术界有重要影响。从那时到现在，各个阶段都有一些重要的定期或不定期不同于期刊的图书型连续出版物，如：《中国学术》（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道家文化研究》（陈鼓应主编，三联书店出版）、《原道》（陈明、朱汉民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基督教文化学刊》（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东方出版社出版）、《基督教文化评论》（刘小枫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等，这些图书上的论文水平比很多所谓的核心期刊高出不知多少倍。

2“核心期刊”的缺失核心期刊的缺失有些是由原始数据和研究方法造成的，有些是时间上的客观因素造成的。以下我们以最有影响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例试作为析。

2.1对转载率、引文率、载文率的分析转载率是《总览》依据的重要数据，《总览》的转载率用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数据。关于《复印报刊资料》的转载，早已有专家指出并不一定是“优中选优”，[7]又有研究表明，用不同的二次文献提供的数据得出的“核心期刊”是大不相同的。[8] 2000年版的《总览》中，社会科学共设立了29个学科，有23个学科没有“被引量”指标。“引用”是同行研究者对论文的某种重视或肯定，是被引用论文在学科领域内产生影响的重要甚至主要的指标和证明，缺少了被引量的支撑，“核心期刊”的判定便会使人感觉不够踏实。1996年版的《总览》中有63个文科核心期刊表，也有34个学科因引文不健全而未作引文分析。

“载文量”与被摘量和被引量相比，是对期刊评价影响最小的因素，而且载文量的评价作用必须建立在期刊经过初步筛选的基础上，未经筛选的期刊的载文量基本上不具有评价意义，在当前期刊出版界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如图书情报学界有一份杂志，每年出版12期，每期发文87篇左右，年发文量是《情报学报》的8倍，但在圈内的口碑却是最差的（至少是最差之一），该杂志每期庞大的发文量数字已成圈内的一个笑话。在其他学科和学术期刊中也存在此类情况。

2.2学科的类分深度和核心期刊的学科平衡在综合测定核心期刊时，学科的类分深度对各学科入选期刊的的多寡有重要影响，《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研制者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类目分得过细，容易产生相关类目核心期刊表中核心期刊大量重复以及大、小类目之间核心期刊数和质量不平衡等问题。一般来说，小类目容易使水平不高的刊物进入核心区，大类目容易淹没新兴专业的优秀期刊，造成漏选。”[9]可说是认识得很充分，但实际上此类问题在操作上是无法解决得让人满意的，至少目前是如此。我们看一下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三个学科的核心期刊数量，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法学和历史学都没有再细分，核心期刊数分别是19种、23种，政治学则细分为“政治理论”、“国际政治”和“中国政治”三个子学科，核心期刊达60种之多，也就是说，政治学的核心期刊比法学和历史学再加上上面未提到的“哲学” 类（15种）的总和还要多。这显然是和这几个学科的学科力量、学科宽度和学科深度等要素表现出的学科现状不相符的。

还有类似的例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黄安年教授曾经对该校社科处确定的文科科研津贴期刊做过非常细致的分类研究，他发现社会科学总论、社会学、统计学、管理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等类，共41种。经济学类共58种。新闻图书出版、档案学、文献学、博物馆学类，共38种，这三类共占了137种。而中文、历史、哲学、教育、心理系和外语6个系科总数只有96种，比前面主要涉及经济系、管理专业、图书馆情报系的137种还要少41种。[10] 又有某学者在查阅某重点大学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统计时，发现该校在一流刊物（这是核心期刊的核心，基本上每个一级学科只有一种）中发文最多的是该校图书馆系的一位教师，顿感疑惑，因为该系比起其他文科各系来，实力之差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其原因也是该校制定的一流刊物在学科上很不平衡。不论学科大小都只入选一种。这样就出现了有的学科的作者一年内能在一流刊物上发论文四、五篇。而哲学和历史这两大学科，只有《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名列其中。只要稍微对这两个学科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一个作者每年能够在这两种期刊上发一篇论文就很有成就感了。[11] 可见，现有的各种核心期刊目录在学科平衡上普遍存在问题，有的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以致引起了一些学者教授的愤怒。转2.3数据采用和评价时段上的误差关于评价时差问题，已有学者作过研究。这也是一个在操作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任何期刊的质量都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核心期刊也是动态的。

按理说，如果要拿核心期刊作评价工具，其评价对象所发表的年代必须与核心期刊研究采用数据的年代相同，但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还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例，2000年版是根据1995-1997年的数据研究确定的，也就是说，2000 年版的评价最佳时段应是1995-1997年，但实际发生评价效力却在2000年6月（出版时间）之后，至少相差两年半。这种误差如果发生在质量不稳定的期刊上，则核心期刊连形式上的评价意义都失去了，此时面对一批各学科的各种成果，如果只是用是否核心期刊这一把尺子去衡量，那出现的就不只是差误，而是几近荒谬了。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二版确定核心期刊1596种，2000年版1571 种，总量上增减不大。两个版本中都列为核心期刊的1301种，有295种期刊在2000 年版中退出，同时有270种期刊在2000年版中新入选。也就是说，按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课题组的研究，共有565种期刊的质量处在明显的起伏变动之中（有少量期刊是因为停刊或创刊而在核心期刊表上出现变化，须另当别论），在两版共涉及的1866种期刊中占将近1/3，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对这些在核心期刊表中地位不稳定的期刊来说，刊登的论文的质量和期刊的影响大小刚好成反比。这表明，如果不确定合理的评价时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在理论上会出现将近三分之一的差误。但困难的是，现在的科研管理往往也是急功近利的，成果发表后根据一些形式因素（如期刊级别，课题批准单位级别等）就匆忙给与定评，兑现奖励。这样，不论核心期刊表如何不断更新，其评价效力的发生和被评价对象在时间上永远是脱节的。

2.4学术与非学术未作区分关于这一点，我们看一位研究宗教的专家对宗教学核心期刊的分析，邢东田先生认为，《总览》学术与非学术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的定性，二是期刊的宗旨。

关于期刊的定性，以宗教学类为例。该类共收入8种核心期刊，除了《世界宗教研究》和《宗教学研究》是学术单位主办的学术期刊外，《法音》、《中国道教》、《中国穆斯林》、《中国天主教》和《天风》等5种都是宗教协会的会刊，《中国宗教》则是国家宗教事务局主办的行业刊物。然而，按照《总览》的说法，《法音》是“学术性刊物”，《中国道教》是“道教学术性刊物”，《中国穆斯林》是“伊斯兰教全国性学术刊物”，《中国天主教》是“宗教学术刊物”，《天风》是“基督教刊物”。这5种宗教协会的会刊，都不是学术性期刊，但除了《天风》还实事求是以外，其他4种都冒用了“学术”名称。这样一来，它们与真正的“专业学术性刊物”比如《世界宗教研究》，就没有了性质上的区别。

这类非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从学术角度来看，基本上属于资料性文献，而不是学术论文。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实践中，这些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和引用率往往大于学术论文。比如《中国宗教》称：“本刊文章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报刊转载。”，实际上“多次被．．．．．．转载”的主要是文件、报道等资料性文献。以这种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为准而确定的核心期刊，当然不宜称为学术核心期刊。[12] 2.5一些重要期刊的缺失几乎所有的核心期刊目录都会遗漏一些重要期刊，有些遗漏并不是研究者的过失，而是无法避免。遗漏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1)新创刊的期刊；
(2)综合性期刊；
(3)边缘学科或新兴学科期刊；
(4)在出版形式上不符合研究者采集数据要求的期刊；
(5)受数据采集和研究方法影响的期刊。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例，在学术界广有影响的《战略与管理》（1993年创刊）、《东方文化》、《书屋》（1993年创刊）、《天津社会科学》、《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中州学刊》、《中国哲学史》以及近几年崛起被贺卫方教授誉为“真正成为人们观察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窗口”的《学术界》等期刊从未入选过核心期刊。[13]与重要期刊遗漏相对的另一面是有些学术价值不高或非学术性期刊被列为核心。如北京大学法学家朱苏力教授在谈到《总览》（第二版）中的法学类核心期刊时曾指出：“有些所谓的法学核心刊物实际上连法学刊物都不能算”，“上海的《民主与法制》这样的社会性期刊被列为核心期刊，而《比较法研究》，这份无论发表论文的水平还是编辑水平都属于国内一流的学术杂志却属于非核心期刊”（《比较法研究》在《总览》2000版中被列为核心期刊，不知是不是朱先生的批评所起的作用）。[14]邢东田先生批评道，一些纯学术而且品格极高的期刊如《中国哲学史》榜上无名，而大众文学期刊如《民间文学》、《故事会》也都被选为“核心期刊”。

3核心期刊造成的误区核心期刊被作为学术评价工具造成了学术评价的简单化、形式化和工具化。

学术评价是一件比较专深而且复杂的事情，但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那就是评价应主要针对学术成果的内容而不是其他。但是这种评价方式需要大量的专家学者，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需要组织者和同行专家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还会出现专家之间见仁见智的情况，简言之，学术评价无法多快好省。

3.1期刊界的误区对一家期刊来说，被评定为核心期刊并不是坏事，但核心期刊所具有的巨大的宣传效益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效益使得一些物刊不能自持。自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期刊界出现了很多与核心期刊有关的有悖于学术道德和编辑道德的现象，严重地污染了学术界的风气，损害了学术尊严。

3.1.1增刊遍地都是山增刊（包括专辑、年刊、论文集等）本来是刊物缓和高质量稿件积压的一种措施，也是一种正常的出版方式。如今的增刊已完全变了味，绝大部分刊物出增刊就一个目的：赚钱。出增刊与刊物收到正常来稿的多少、稿件质量的高低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增刊出版前刊物广为告示，明码标价，交钱即发，如果是核心期刊，可以卖更高的价钱。增刊的变味也许不是始于核心期刊，但泛滥于核心期刊风行时期却是事实。增刊的泛滥给学术评价和学术成果管理造成极大的混乱，近两三年来，增刊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封杀，很多高校和学术机构对增刊一律不予承认。目前，增刊的出版方式有所变化，其特点是尽量让你看不出是增刊，或不在封面上标明增刊，或虚拟一个期数（如本是一年四期的季刊却出现了第五期），或出两种版本（如同年期的一种刊物内容不同）等等，不一而足。

3.1.2高价发表除出增刊外，还有一些刊物利用核心期刊这块金字招牌，拿出一部分正刊的版面高价出卖。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增刊终究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识别出来的话，这种高价发表则难以从外在方式上剔出，对学术评价和学术管理造成的危害更大。

3.1.3篇幅疯长由于市场需求量大，一些收费发表论文的核心刊物口味越来越大，期数、篇幅急剧膨胀，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期由薄薄一册改为厚厚一本。而刊物质量却每况愈下。

3.1.4想方设法挤进核心期刊按目前研究核心期刊所用的方法，核心期刊的确定应该是客观的，但实际上几乎每一种核心期刊表都存在着人为的照顾现象。于是在很多人看来，核心期刊名单是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挤进去的。据我了解，有不少期刊都有内定的打进核心期刊的目标或方案。笔者就曾见过某国家级协会致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研制者，要求将其主办的两份刊物列为核心期刊，在我看来，这无异于是对核心期刊的研制者开了一个玩笑。

3.2科研人事管理部门的误区核心期刊如果有评价作用也只应是对期刊的总体评价定位，而不是对核心期刊上每篇论文的评价，也就是说，即使某家核心期刊是货真价实的，也不能说明其发表的文章就篇篇优秀。核心期刊的研制最早是为图书情报部门选择期刊（而不是选择论文）提供参考，也就是这个道理。应该说，核心期刊的研制确实提高了图书情报部门的期刊订购质量和效率，也使期刊使用者在资料选择取舍和时间使用上更为有效。

与图书情报部门不同的是，科研人事部门面对的是论文和写论文的人，他们所做的任何评价都是在制定或执行政策，这里需要的是尊重科学尊重学术的严肃、公平和合理，径直以核心期刊来评价学术成果固然简单易行，但对被评价对象来说却是极不慎重和极不合理的。当然，科研人事管理部门这样做也可能是迫不得已，按理说，对学术成果最好的评价方法是进行严格的同行评议，但在目前的环境下根本无法进行，即使能做起来也因为成本太高而无法纳入常规管理方式之中。于是，核心期刊就承担起了学术标准的重任，学术评价就变成了按核心期刊目录查验刊物身份的简单工作。在这种政策引导下，伪学术、伪发表和学术欺骗、学术腐败必然会愈演愈烈，这种事例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3.3政府有关部门的误区核心期刊作为评价工具是把双刃剑，它比较适合评价一所学校、一个科研机构或群体，不适合评价个体。因为与核心期刊有关的一些弊端在各个群体中都会存在，因此用核心期刊来评价各个群体大致是公平的。而在评价个体时，因为有各种弊端的存在（一般存在于少数人身上），如果仅用核心期刊来评价就会出现非常不科学不合理的结果，甚至会走向荒谬。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与个人评价有关政策时最好不采用核心期刊或只将其作为工具之一。

4图书情报界应当反思图书情报界辛辛苦苦弄出了个核心期刊，为图书情报机构采购期刊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却受到了猛烈的批评。当然，核心期刊的误用，与当前我们学术界和管理层的浮躁心态也有一定关系，反映出我国科研管理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但对图书情报界来说，这件事情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反思之一：必须认清图书情报学的工具性质。在我看来，所谓的图书情报学是为其他学科服务的，图书情报学是工具之学，图书情报学研究是“工具学术”，也是其他学科的“学术工具”，而不是“学术”本身。这样，我们就应该对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学术界的价值和作用有清醒的估计和认识，而不至于盲目地自我扩张。我们得承认，就是这种“工具学术”的研究，我们也没有别人做得那么扎实而丰厚。笔者最近看了《中国法学》2003年第二期朱苏力先生利用CSSCI数据做的一篇文章（这类文章图书情报界不少人都做过，包括我自己），深深地感受到图书情报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差距。

反思之二：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者们应该扩大学术视野，而不能关起门来搞数字崇拜和工具崇拜，这样对学术不但起不到促进作用，还可能形成障碍。面对几年来学术界、出版界对“核心期刊”和图书情报界的批评（比如，权威的《新华文摘》2001年第四期全文转载《质疑“核心期刊”论》一文，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而邢东田先生则认为，中文核心期刊制是“近年来我国推广甚力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评价体系”；
周祥森先生更是几近声讨，称“所谓的‘核心期刊’论，不仅没有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相反抑制了学术发展，堪称影响恶劣，祸莫大焉！”），我们好像没有一点反应，照样自搞一套，做的是一种取娱自我的研究。在目前核心期刊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核心期刊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广受质疑，甚至连图书情报界研究核心期刊的用意和图书情报学研究者的学术能力都遭到怀疑的情况下，竟然还有人想要制定全国统一的核心期刊，可见我们学术视野的封闭和学术神经的麻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反思之三：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者们应有学术自知和进行学术自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关于核心期刊的作用，《总览》说一是“便于各图书馆有选择的收藏与剔除和有计划的管理与开发利用”，二是“便于读者从期刊的海洋中探寻它们所需要的信息”，这是不错的。对此，有位同行作者这样写道：“这两方面的作用如何，笔者无从考证，但意想不到的是目前核心期刊已经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两大系统评定业务职称和制定论文奖励制度的标准和依据”。核心期刊在这两个方面的效果到底如何，应该是我们的研究职责，也关乎核心期刊研究的前途，然而“居然无从考证”，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不少人倒是对制定“评定业务职称和制定论文奖励制度的标准和依据”更感兴趣（表面看来，核心期刊研究的价值好像在更高的层次和更重要的领域得到了实现，显示了图书情报学在学术界中还能不同凡响地握有学术权柄，满足了我们的学科自尊，然而正是这一点招致了学术界对核心期刊和我们这个学科的猛烈批评，因为核心期刊及其研制者根本无法承担这么重的责任），甚至想让《总览》“作为某一时域内的‘国家标准’”。[15]我认为，这是典型的缺乏学术自知和自省的虚妄表现。我们不赞成无所作为的学科自卑，但也不应有对学术缺乏敬畏之心贻笑大方的“自大”。

摆在“核心期刊”面前的出路有两条，一条是“改邪归正”，另一条是“寿终正寝”。